摘要：智慧財產權保護創作者的權利，設計錯誤和給予專利權持有者過多的保護，就如同過度保護出生產業一樣，這套系統的代價會超過利益。經濟學者張夏準提出找出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專利壟斷的平衡點，才能鼓勵創造，也保證專利壟斷的成本不會超過新知識帶來的好處。
編按：市場越開放對所有人越有利？外資究竟是掠奪還是促進發展？經濟學界最激勵人心的思想家張夏準在《富國的糖衣》中，以歷史與當代事件，檢視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真相，結合經濟理論與實證，揭開自由經濟的真相，顛覆自由主義至上的法則，為開發中國家找出可以提升經濟表現的行動方案。
「借用」點子不對嗎？
電腦軟體非常容易複製。投入數百人年努力研發完成的新軟體產品，只要幾秒鐘可以複製到磁片上。因此，比爾．蓋茨先生雖然對慈善工作特別慷慨，但是聽到有人複製他的軟體，態度可是十分強悍。娛樂產業和醫藥工業也有相同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特別積極推動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例如專利、版權和商標。
很不幸地，這幾個產業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把持國際之間對於智慧財產權推動的方向。他們領導相關遊說活動，把所謂的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議引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項協議之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範疇更加廣泛，有效期限和保護程度更是空前，使得開發中國家更加難以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新知。
在複製容易的產業，專利權（以及其它智慧財產權）確有必要，專利權獲得者（以及版權和商標的持有者）的利益和其餘社會大眾的權益之間，依然需要取得平衡。專利權造成壟斷，對社會大眾徵收費用就是個明顯的問題。例如專利權獲得者利用本身的技術壟斷來剝削消費者，有些人相信，微軟公司就是這樣做。但是這不只是專利權獲得者和消費者之間所得分配的問題。壟斷市場之下，生產者可以生產少於社會需求的數量，藉此提高價格，追求利潤最大化，造成淨社會損失。此外，批評人士更指出，由於「勝者全拿」制度，專利制度經常導致重複的競爭研究──從社會觀點來看，可能是一種浪費。
贊成專利權的論點裡，有一項未說出的推測，認為社會成本可以由增加的創新（即更高的生產力）補償，但是沒有證據保證這一點。果真，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英國自由市場雜誌《經濟學人》，便以成本超過利益為由反對專利權，倡導深具影響力的反專利運動。
當然，十九世紀反專利權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錯了。他們未能體認某些壟斷形式（包括專利在內），與成本相比，能創造更多的好處。例如，自由貿易經濟學家會很樂意告訴你說，初生產業保護政策以人為方式為國內公司創造壟斷優勢，會造成生產缺乏效率的問題。但是這樣的保護如果長期有助提升國內生產效率，而且利益超過壟斷造成的損害，那麼確實有其道理可言。專利權和其他的智慧財產權，儘管可能造成無效率和浪費的問題，但根據完全相同的理論，我們還是贊成加以保護，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保護政策長期而言所激發的新點子，有助於提升生產力，而且這樣的利益遠遠超過這些成本。但是相信專利制度的潛在好處，可不是說這裡頭沒有成本可言；如果我們設計錯誤和給予專利權持有者過多的保護，就如同過度保護出生產業一樣，這套系統的代價會超過利益。
壟斷造成的無效率，以及「勝者全拿」制度造成重複研發競爭的浪費，不是專利權制度和其他類似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唯一的（也不最重要的）缺失。這些保護制度最嚴重的影響在於，知識和技術可能因此難以流入落後國家，令這些國家難以發展經濟。經濟發展與吸收先進國家的技術息息相關。對落後國家來說，不管是專利權制度還是先進技術輸出禁令，只要是讓他們難以取得先進技術的制度都不利於經濟發展。道理十分簡單。在過去，壞薩瑪利亞的富國自身非常清楚這點，並且用一切手段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取得正確的平衡點
批評現有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可不代表我贊成完全廢除智慧財產權。
我沒有主張應該廢除專利、版權或商標，這些制度確實有其功用。但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一些有利，或者甚至必要的事實，並不意味加強保護一定會帶來更多、更好的結果。在此可以用鹽作個類似的比喻。一些鹽對我們的生存很重要；多加一些雖然可能對健康產生一些危害，但可以增加口感；不過，超過一定標準之後，鹽含量對健康的危害程度便會超過美味加分的好處。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就像這個比喻。在創造知識的獎勵過程中，提供一些最低程度的保護可能有其必要；略為加強保護的話，所帶來的好處或許還是比花費多一些；但是保護太多，卻可能造成所費不貲的代價，最終反而損害經濟。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抽象意義是好、還是壞。我們要找出平衡點，一方面鼓勵人們創造新知識，另一方面也得保證專利壟斷的成本不會超過新知識帶來的好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削弱今天過度流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縮短保護期間、建立原創性門檻，以及簡化強制性許可和平行輸入。
保護制度削弱之後，激勵發明的誘因可能因此減弱，這種情況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但公眾部門可以介入。他們由公共研究機構主導──國家級（例如美國衛生研究院）或國際級（例如開發綠色革命品種米的國際米研究院）；也可選擇合格的私營研發機構，給予補貼，條件是讓大眾可以使用研究的成果。國內和國際公眾部門已做過這些事情，因此不必擔心會違背現行實務。要做的只是踏出這一步，和調整現有的努力方向。
最重要的是，國際智慧財產權制度必須重整，應該幫助開發中國家提升生產力，讓他們以合理的成本獲得新技術知識。國際社會應該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更短的專利期間、更低的許可證費率（或許根據他們的支付能力調整），或者更容易的強制性許可和平行輸入。
最後一點（但非最不重要的），我們不但應該讓開發中國家更容易引進技術，而且應該幫助他們培養使用的能力以及開發能力，以發展更具生產力的技術。有鑑於此，我們可以設立專利版國際稅款，並藉此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支援。我們也可以修改國際版權系統，讓開發中國家更容易接觸學術和教育資源。
就如所有的其他機制，智慧財產權（專利、版權和商標）可以有利、也可以不利，這要取決於設計的方式和用途而定。我們面臨的挑戰並非要不要完全廢除，也不是積極加強，而是在於如何找到平衡點，兼顧智慧財產權持有者的權利、以及其餘社會（或者世界其它地方，如果你喜歡）的利益。惟有當我們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智慧財產權制度才能滿足當初創立的目的──也就是讓社會以最低的代價，激勵新點子的產生。
＊作者為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衛報》專欄作家。 2003年獲得繆達爾獎（Gunnar Myrdal Prize）。2005年獲得列昂提夫經濟學獎（Wassily Leontief Prize），是獲得此獎的最年輕學者。本文摘選自作者著作《富國的糖衣》（天下雜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