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治時期的香港政經主體性
歸根究底，有別於愛國史觀，英屬香港雖受英帝國管治，但其自主意志仍存，二戰之後中國因素反而成為香港自我發展受限的重要原因。前中央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的著作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和前文所論該隱與霍普金斯分析英國帝國擴張進程的框架其實很有對話空間。顧汝德指，即使二戰之後倫敦主事者維持英帝國的目標，是為控制英磅幣值以服務英國本土經濟利益，但令香港保有政策自主空間、免受倫敦控制的因素有二：第一，匯豐銀行的屬性更接近於本地而非英國銀行，這有助維持香港的金融與貿易政策自主；第二，香港政府多不聽命於英國倫敦，於五十年代既為免受倫敦監管而不願有系統地進行香港經濟數據官方統計，亦從1950年代末起開始停止匯款到英國，英屬香港繼而被戲稱為「香港共和國」。更值得注意的是，愛國報章《文匯報》於1990年代出版的《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其內文所載的李光耀訪問甚至直白指出，二戰之後香港沒有步上新加坡自治之路與中共壓力有關。
「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至今這句出自主權移交初期在港中國官員的話仍顯智慧。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仍未完全讀懂這本深奧的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多少仍受民族主義思維與愛國史觀影響、仍然不得其法。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