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0)年是「天安門事件」31週年，由於30年整數的紀念，甫在去年此時於香港「反送中」事件的風暴中渡過，且當前舉世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震撼危疑間擺盪，故今年的「六四」紀念本來應該是在各方行禮如儀、各自表述下渡過，但卻因中共當局強推香港「國安法」，實質扼殺「一國兩制」，又指使港府禁絕維園紀念活動，而使今年的「六四」張力更勝以往。
香港變局，是鑲嵌在美中關係的大背景之上，更發揮牽動、引燃的作用。今年5月20日，美國白宮發表美中關係報告，明確承認過去30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因未能促使中國大陸遵守國際規則而需改弦易轍，並宣佈兩國已係強權競爭關係，幾近拉開「新冷戰」序幕。該報告發表的同時，中國大陸人大迅雷不及掩耳宣佈將儘速推動「國安法」立法，引發美方強烈關注，川普總統旋即宣佈中止香港特殊地位，使香港議題被推至美中對抗的前沿。
然而，香港民主黨派等反對勢力並沒有等到期盼已久的多方聲援。美國在不久後陷入種族衝突的旋渦中，迄今難以分身；原殖民國—英國難以著力，只能由首相強生表態考慮放寬港人申請簽證條件等措施，其他歐洲、日本及加、澳等國則大體靜默。就連去年積極「撐香港」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也顯得格外審慎，而過去踴躍在網路空間聲援「反送中」運動的台灣年輕網民，反倒群起反對大舉開放港人移居台灣，理由竟是「不喜歡香港人自以為優越的態度」及「不要港人來搶工作、炒房價」。對比總統大選期間的義正辭嚴，完美顯示所謂台灣「進步力量」的侷限、反覆與自利。
確實，台灣各界對「六四」的紀念與對中港兩地的民主化聲援，從來就是力道不足，缺乏誠意，不單單以台獨陣營為然。曾經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宗旨的藍營，尤其顯得進退失據，有口難言，最後竟連幾句場面話都懶得說了，只有在香港出生的前總統馬英九持續關注香港議題並適時發聲，不啻是這個創建現代中國的泱泱大黨的一大自我諷刺。
平心而論，台灣社會對「六四」及香港議題的冷漠態度，有其歷史、政治與文化背景，而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其自身運作的邏輯。因此，與其以民主價值或民族大義苛責台灣民眾，不如深入闡釋為何台灣應該也必須支持中港的善治與民主進程。
最早會被提出的，是「唇亡齒寒」理論，這也是部分綠營人士(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的主要論述之一。論者以為，中國大陸壓制香港後，很快就會轉而對付台灣，故台灣要接納香港反對勢力，進一步結合各國力量，共同應對中共挑戰。此一論述有其價值，但也有其盲點，主要是將香港視為抗中保台的工具和利益結合的暫時性夥伴(friends of convenience)，對港人的號召力有限，也欠缺訴諸中國大陸官民及相關國家的正當性與說服力。
也有人推出「民主和平論」，主張唯有透過各種手段，促成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才能從根本解決兩岸三地的不穩定狀態，進而達成區域持久和平。這個論點較前一種觀點更具戰略高度與道德制高點(moral high ground)，但欠缺如何落實的路徑圖，也可能因為形同對北京當局發動「顏色革命」，而招致陸方情緒性的反對而失敗。
筆者認為，台灣應對當前的兩岸三地變局，需要戰略定力、歷史視野、情感同理與務實思維，四者缺一不可。
首先，台灣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切忌躁進、急功近利，而需心頭把定「民主和平，三方共好」的指導方針，把兩岸三地視為一同摸索前途與突破困境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而不是「有你無我」的零和博弈。
而從長遠的歷史格局來看，中華民族融入世界格局，成為國際社會可信賴的夥伴與正面力量，符合華人與其他國族的利益，故以最少代價達成此一歷史目標，就該是各方的共同目標。在這長期的建構過程中，唯有相關各方發揮同理，透過坦率溝通，共同搭建穩定協作架構，才能趨利避害，合作共贏。
最後，道理人人會說，如何從理論邁入實踐，各方唯有把握務實原則，真正貼近兩岸三地的社會脈動，才能找到行穩致遠的可行之道。 綜合而言，台灣為了自己、為了區域的持久和平，必須重新找出切入兩岸三地賽局的基點，也唯有立足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具備拉動兩岸三地共建善治(good governance)與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歷史與現實條件。
這是因為「中華民國」在民族與民主層次承載的歷史資產與歷久彌新的理想，既能略為降低大陸方面對「顏色革命」的疑慮，也能激勵兩岸三地的社會相向而行，從對話尋找互利共生的共識。由這個角度而言，「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與台灣的民主實踐，將能真正發揮其歷史價值與前瞻潛力，成為區域與國際和平穩定的正向力量。
追懷歷史，盱衡世局，世界從沒有像今天一樣，這麼需要一個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般的華人民主國家。寄望朝野共同經略這個國家的歷史資產與當代價值，勇敢擁抱自己的時代責任，進而與陸港雙方針對善治、民主與和平進行對話，以緩解區域局勢，建構持久和平。
＊作者為職業外交人員，本文原刊《新共和通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