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黃兆輝理解，英國「中國通」官員頗為欣賞中國傳統哲理對社會發展的價值，他們也因此漸成「英式士大夫」。黃兆輝列舉的一個重要案例，是晚清時期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靈魂人物赫德（Robert Hart）。在1854年7月，赫德到香港出任譯員，當時既為港督亦為語言學家的寶寧（John Bowring）親自為赫德講授中文課。赫德的學習內容，包括能令他與中國士大夫溝通的儒家經典。至1899年，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四十年，清政府為此所得關稅增加了五倍，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進而為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提供了重要資金來源。赫德去世後，清政府追封他為太子太保一品官。至2017年，背後不無中國身影的三聯書店仍然出版《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頌揚這位英國人對近代中國發展的種種貢獻。亦因此，黃兆輝在書內所提的赫德管理方法頗值得注意。赫德構建近代中國海關之法，除應用英國審計慣常做法之外，也有要求每位洋關員持續修習漢學，結果除一般公文書信外，洋關員還能讀四書五經、漢學人才輩出，其中一位是曾於廈門出任關員、於1902年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的夏德（Friedrich Hirth），胡適曾為其學生。黃兆輝分析，赫德所以要求洋關員修習漢學，與當時英國社會有拜金主義日盛之趨向有關。若要有效管理散佈中國各處的洋關員從而降低監督成本，不能只依賴制度，還需要透過漢學培養洋儒以防他們監守自盜。 洋儒案例，顯然與羅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乃至英人管治觀的理解截然不同，這也再次反映重新審思閱讀英治框架之必要。
三、 黃兆輝的研究有其局限。香港是否僅屬英帝國管治之例外模式，是黃兆輝研究留下的問題。不能否認，香港的英治模式對英帝國遠東管治頗具影響力。例如如旅居新加坡的香港學者關詩佩所言，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是「大英帝國在亞洲最龐大的跨國譯員培訓計劃。整個計劃培訓的對象，均為英國頂尖大學最優秀的學子，英國社會中的精英」。再者，東南亞乃至南亞的「東方翻譯官學生計劃」（Oriental/Eastern Cadetship Scheme）之推行，其實也是建基於香港經驗。但當我們見到十九世紀毗連英屬印度的果亞精英不滿當地葡殖管治的理由之一，是葡殖官員不如英殖官員般銳意研究本土風俗，或會因此意會，在探問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之前，更宏觀地考察十九至二十世紀英帝國的全球運作模式有其必要。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