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黃兆輝考察英治時代英國來港官學生（政務官前身）的教育背景。黃兆輝的觀點是，官學生多在英國公學接受教育、大體具有「不愛銅臭，這保護傳統、堅守原則、富有人文關懷」的紳士文化（gentleman culture）精神特點。這是香港英治隨時間推移「有禮管治」模式日趨成熟的背景。「有禮管治」的兩個元素，分別是官員敢向上司說不，與避免「有權用盡」。黃兆輝說：「戰後港督透過『有禮管治』開始明白以下道理：合法不等於甚麼都可以做，掌權不等於必要對方屈服」。黃兆輝進而認為，九七後香港「有禮管治」日漸式微，與英式公學教育在港影響力下降有關——「從過去幾十年傳統名校的增長數量和校園面積看出，港府不再鼓勵或興辦英式全人教育，學生在成長期間沒有機會實踐完整的紳士生活……奉獻精神和社會責任感不強，結果只是聽教聽話的順民……戰後難民湧現，為生存而競爭的功利生態萌生，紳士教育淪為脫貧工具，讀書不再為理想……香港變成一個金錢掛帥的地方」。
黃兆輝另一部著作《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相較《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這部著作分析更細緻、格局更宏大。一方面，黃兆輝更深入梳理英國本土公學發展史與香港英治方略轉變的關係，另一方面，黃兆輝探討英國在華官員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政治影響，這方面的研究，能為洪清田有關英治孕育香港獨特現代化模式的立論提供註腳。黃兆輝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英國公學教育取向的轉變，令在華英國官員更易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甚至變成「英式士大夫」與「洋儒」，他們繼而與當地社會維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書名所說的「積極不干預」，並非單純源襲七八十年代香港財政司夏鼎基主張的市場主導管治方針，其真正意義，是指抱有道德理想的「英式士大夫」與「洋儒」有所為有所不為、以市場服務政治的管治風格。書中內容不僅能為香港研究立下新穎議程，且也能為九七前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之問題提供頗具啟發性的線索，故此值得以三點作簡單闡述：
一、 英國本土公學乃至在港英殖管治模式都曾歷經修正，黃兆輝書寫的英國在港「中國通」官員某程度上是修正歷程的產物。按黃兆輝分析，英國公學教育取向屢有變化。公學初期重視騎士精神，後來曾一度受「暴發戶」唯利是圖性格影響、彌漫高傲自大之氣。到了十九世紀初，公學校長阿德諾（Thomas Arnold）推行教育改革、公學改而更重道德修養而非物質主義。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旬，在「阿德諾模式」的基礎上，新興公學甚至更重開拓精神。英國公學教育取向之轉變，進而為香港「積極不干預」英治模式奠下基礎。從黃兆輝角度看，在十九世紀中旬，安排英國官員到中國生活與學習當地語言文化、孕育「中國通」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 of China）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便是因此背景而得到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