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甚少人比較香港境內兩類觀點與分析方法相對立的英治記憶書寫。第一類書寫相對接近於愛國史觀，偏向以零和遊戲角度評斷英治，分析焦點較內向、較不重案例比較實證研究。這類書寫傾向認為，百年香港英治幾無可取之處。另一類書寫則相對「政治不正確」，對香港英治績效較予以肯定、教條式敵我思維較淡薄，分析方法較著重上文所述的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
這節想指出的是，香港後一類英治記憶書寫文獻較前一類可取，理由有二：第一，兼顧各種脈絡的實證研究所生產的知識，既往往比相對抽空的價值判斷更具現實意義，亦較能經得起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為驗證理論解釋力而提出的「證偽」（falsification）科學方法之考驗。第二，縱覽香港之外的殖民管治歷史書寫，能否證愛國史觀的研究文獻比比皆是，民族主義反殖觀點並沒有被視為研究帝國管治興衰的必然路徑。
受篇幅所限，下文只選四位香港論者有關英治記憶的著述以作基本梳理與分析。第一類較接近於愛國史觀的香港文獻，會以劉紹麟的《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香港的處境》以及羅永生的《殖民家國外》為參照藍本。第二類較重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的香港文獻，則以收錄於洪清田所編《人文香港：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的〈在乎香港：政經人文大景觀：創辦「香港學研究所」與「兩岸四地研究所」芻議〉以及黃兆輝的兩本著作《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為例。
香港之內閱讀英治的兩種視角
劉紹麟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其著作《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香港的處境》的基本論點，是英殖官員無心管治、對殖民地子民欠缺承擔、疏於長遠規劃。他在書中如此描繪香港英殖管治操作：「宗主國不會從當地人的長遠利益著想，規劃當地的發展」、「殖民人沒有機會、也不容許以『主人』的身份來思考自身社會發展方向」、「這種不講信任、不講道德的官民關係，在殖民地是最自然不過的」、「殖民地政府就好像黑社會支持的物業管理公司，而九七前的香港便是由這樣子的政權所管治……殖民地政府是從外面闖進來，拿槍管抵著人民額頭而產生的，所以殖民地政府是不必談認受性的」。
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在學生時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於八十年代是倡議「民主回歸」的代表人物之一，《人民日報》曾稱他為「愛國青年」。從羅永生的背景看，他評斷英治的分析是值得研究的文本。他的著作《殖民家國外》基本上是從文化角度評斷香港英治的歷史意義與價值。《紐約時報》書評曾指，《殖民家國外》的重點在於解構「戀殖」現象，這種說法已多少暗示羅永生對英治的基本看法。羅永生認為，香港經歷百多年英殖管治，幾無可取之處。英治的主要問題在於馴養順民與散播犬儒、工具理性及實利主義，繼而令社會個體原子化、令公民意識瓦解，消弭政治的官僚管理主義因而普及，最終香港社會的「奴性結構」成形、民眾主體靈魂消失。按羅永生觀點，香港英治下「奴性結構」之構築，是英殖管治者意願與「落後腐敗」的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結合的結果。羅永生繼而認為，在「奴性結構」之下，百年英治並沒有為香港建立「先天優越文明」，「相反地，從歷史的深沈探索中，滿眼都是香港特色的殖民／封建奴性，光怪陸離的時空倒錯、黑白顛倒。香港人習慣心態，仍舊充斥著揣摩上意、委曲奉承、反智犬儒的奴才性格……香港值得珍重的核心價值，都不是源於保守封閉的殖民體制恩賜，而是從香港人在反抗殖民／封建奴性文化的歷史經驗中累積的」。有趣的是，羅永生所提到的香港人被「英殖奴化」之說，不但與親中共的愛國史觀異曲同工，且也與二二八前夕中國大陸來台國民政府激起本土矛盾的「日殖奴化」論顯得殊途同歸。
另一位香港學者洪清田對香港英治本質與遺產的理解，與劉紹麟乃至羅永生幾乎完全相反。洪清田的英治書寫論點，可以三點作簡單概括：第一，洪清田不認為在港英治是零和遊戲；第二，洪清田認為在港英治的特點之一，是尊重香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的在地文化；第三，洪清田並沒有徹底擁抱五四運動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之精神，他認為英治的政治保守態度與香港在地文化結合，令香港得以發展有別於中國但又不完全脫離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在洪清田眼中，九七後中國治下的香港管治問題，都源於香港各方人士對香港歷經百年英治後的獨特現代化模式認知單薄。
洪清田觀點所以有趣，是因為洪清田的背景沒有令他自動接受愛國史觀。洪清田十歲從中國大陸來港，先於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修業，後在中國武漢大學攻讀博士。洪清田試圖將香港英治所孕育的獨特現代化模式歸納為「香港學」，現在「香港學」已成書十冊。洪清國從英國國家政治文化切入爬梳「香港學」，他說：「英國文化不如歐陸文化苛求終極性（ultimacy）、永恆（eternity）與絕對性（absolutism）」、「相對於中國，英國、英國人及英國文化、英國體制與英國思維不求『先知先覺』，但求『後知後覺』，力求避免無知無覺，揶揄、討厭『全知全覺』」、「英國殖民主義有別法國、德國與日本式的剝削和意識形態化，以利益為中心，不及其餘，不太張揚，方法和風格近似中國道家的『守拙』和『無爭』」。在港英殖管治者「守拙」與「無爭」，孕育了洪清田所說的「香港文化之美」——「香港文化之美，是有一個大環境，個人可以直接接觸生活現實、直接接觸整個世界，任由中外古今多元並存共生，開放互動，讓各種異質性及另類自由生存進來，由實踐／市場選擇，決定什麼是畸形、妖孽魔怪，什麼正常，優劣，淘汰」。問題是，「香港文化之美」已漸被遺忘——「英人治港功能化用了不少人類學知識（推行法治和管治、治理新界、港大成立等），但百多年香港沒自覺化形成知識體系，將要失去香港時，卻不知『香港』為何物。中英港談香港成功因素和優勢都是表面皮毛」。
「英式士大夫」的「 積極不干預」管治風格
香港學者黃兆輝於澳門任教，他的研究項目之一，是Grand Post-modernist Governance: The Innovation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ors。黃兆輝的香港英治書寫，方向與上述洪清田三大觀點基本相同，不同的是，黃兆輝的分析角度比洪清田更為微觀——他不只放眼於英國整體政治文化，還聚焦於在港英殖官員的教育背景與行事風格兩者之間的關係。從這個微觀角度出發，黃兆輝先後於2014與2018年出版《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與《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前者猶如後者的綱領。
在《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黃兆輝考察英治時代英國來港官學生（政務官前身）的教育背景。黃兆輝的觀點是，官學生多在英國公學接受教育、大體具有「不愛銅臭，這保護傳統、堅守原則、富有人文關懷」的紳士文化（gentleman culture）精神特點。這是香港英治隨時間推移「有禮管治」模式日趨成熟的背景。「有禮管治」的兩個元素，分別是官員敢向上司說不，與避免「有權用盡」。黃兆輝說：「戰後港督透過『有禮管治』開始明白以下道理：合法不等於甚麼都可以做，掌權不等於必要對方屈服」。黃兆輝進而認為，九七後香港「有禮管治」日漸式微，與英式公學教育在港影響力下降有關——「從過去幾十年傳統名校的增長數量和校園面積看出，港府不再鼓勵或興辦英式全人教育，學生在成長期間沒有機會實踐完整的紳士生活……奉獻精神和社會責任感不強，結果只是聽教聽話的順民……戰後難民湧現，為生存而競爭的功利生態萌生，紳士教育淪為脫貧工具，讀書不再為理想……香港變成一個金錢掛帥的地方」。
黃兆輝另一部著作《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相較《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這部著作分析更細緻、格局更宏大。一方面，黃兆輝更深入梳理英國本土公學發展史與香港英治方略轉變的關係，另一方面，黃兆輝探討英國在華官員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政治影響，這方面的研究，能為洪清田有關英治孕育香港獨特現代化模式的立論提供註腳。黃兆輝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英國公學教育取向的轉變，令在華英國官員更易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甚至變成「英式士大夫」與「洋儒」，他們繼而與當地社會維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書名所說的「積極不干預」，並非單純源襲七八十年代香港財政司夏鼎基主張的市場主導管治方針，其真正意義，是指抱有道德理想的「英式士大夫」與「洋儒」有所為有所不為、以市場服務政治的管治風格。書中內容不僅能為香港研究立下新穎議程，且也能為九七前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之問題提供頗具啟發性的線索，故此值得以三點作簡單闡述：
一、 英國本土公學乃至在港英殖管治模式都曾歷經修正，黃兆輝書寫的英國在港「中國通」官員某程度上是修正歷程的產物。按黃兆輝分析，英國公學教育取向屢有變化。公學初期重視騎士精神，後來曾一度受「暴發戶」唯利是圖性格影響、彌漫高傲自大之氣。到了十九世紀初，公學校長阿德諾（Thomas Arnold）推行教育改革、公學改而更重道德修養而非物質主義。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旬，在「阿德諾模式」的基礎上，新興公學甚至更重開拓精神。英國公學教育取向之轉變，進而為香港「積極不干預」英治模式奠下基礎。從黃兆輝角度看，在十九世紀中旬，安排英國官員到中國生活與學習當地語言文化、孕育「中國通」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 of China）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便是因此背景而得到發展空間。
二、 按黃兆輝理解，英國「中國通」官員頗為欣賞中國傳統哲理對社會發展的價值，他們也因此漸成「英式士大夫」。黃兆輝列舉的一個重要案例，是晚清時期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靈魂人物赫德（Robert Hart）。在1854年7月，赫德到香港出任譯員，當時既為港督亦為語言學家的寶寧（John Bowring）親自為赫德講授中文課。赫德的學習內容，包括能令他與中國士大夫溝通的儒家經典。至1899年，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四十年，清政府為此所得關稅增加了五倍，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進而為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提供了重要資金來源。赫德去世後，清政府追封他為太子太保一品官。至2017年，背後不無中國身影的三聯書店仍然出版《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頌揚這位英國人對近代中國發展的種種貢獻。亦因此，黃兆輝在書內所提的赫德管理方法頗值得注意。赫德構建近代中國海關之法，除應用英國審計慣常做法之外，也有要求每位洋關員持續修習漢學，結果除一般公文書信外，洋關員還能讀四書五經、漢學人才輩出，其中一位是曾於廈門出任關員、於1902年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的夏德（Friedrich Hirth），胡適曾為其學生。黃兆輝分析，赫德所以要求洋關員修習漢學，與當時英國社會有拜金主義日盛之趨向有關。若要有效管理散佈中國各處的洋關員從而降低監督成本，不能只依賴制度，還需要透過漢學培養洋儒以防他們監守自盜。 洋儒案例，顯然與羅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乃至英人管治觀的理解截然不同，這也再次反映重新審思閱讀英治框架之必要。
三、 黃兆輝的研究有其局限。香港是否僅屬英帝國管治之例外模式，是黃兆輝研究留下的問題。不能否認，香港的英治模式對英帝國遠東管治頗具影響力。例如如旅居新加坡的香港學者關詩佩所言，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是「大英帝國在亞洲最龐大的跨國譯員培訓計劃。整個計劃培訓的對象，均為英國頂尖大學最優秀的學子，英國社會中的精英」。再者，東南亞乃至南亞的「東方翻譯官學生計劃」（Oriental/Eastern Cadetship Scheme）之推行，其實也是建基於香港經驗。但當我們見到十九世紀毗連英屬印度的果亞精英不滿當地葡殖管治的理由之一，是葡殖官員不如英殖官員般銳意研究本土風俗，或會因此意會，在探問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之前，更宏觀地考察十九至二十世紀英帝國的全球運作模式有其必要。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