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塞姆甚至主張，為了避免觸怒中國，美國應該停止在南海爭議海域行使自由航行權（freedom of navigation），不介入聲索國的主權糾紛，撤離攻擊性武器系統。那麼要如何遏制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軍事擴張野心？沃塞姆樂觀（或者天真）地認為，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區域友邦或盟邦，美國只需提供「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軍備，就足以讓中國安分守己。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林德（Jennifer Lind）與普瑞斯（Daryl G. Press）則主張，來到這個「限制的年代」（Age of Constraints），美國一方面要維繫盟邦的支持，一方面要與地緣政治對手──中國、俄羅斯──妥協，亦即尊重對手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與核心關切（core concerns）。對於中美關係，這意味著兩國在東亞都必須「保持現狀」，美國不再締結新的盟邦與軍事合作關係，中國則讓台灣問題與其他領土爭議保持現狀。簡言之，新冷戰的圍堵政策風險太高，美國與中國應該維持「低盪」（détente）關係，共存共榮。
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論述廣為人知的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則強調「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指出美國執全球牛耳的單極（unipolar）形態一去不返，美國國力大不如前，中國卻蒸蒸日上。亞洲地區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尤其明顯。因此，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在今日仍然適用，南海之於中國，正如加勒比海之於美國。
重新計算盟邦相對於美國的「資產與風險」
不過美國一方面要承認中國的勢力範圍，一方面也要呼朋引伴。在經濟上，美國應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軍事上，美國必須精打細算，比較每一個盟邦為美國帶來的「資產」與「風險」，即進行「零基分析」（zero-based analysis），淘汰那些已經不合時宜的「國家利益」；美國對台灣也是如此。艾利森並沒有明白主張「棄台論」，但行文中已呼之欲出，甚至提及去年的一份報告：五角大廈最近18次針對美中在台灣海峽衝突的兵棋推演（war games），美國18戰皆墨。
從強調交往合作、尊重核心利益、維持低盪關係到劃分勢力範圍，面對中國在東亞與世界的強勢崛起，美國鴿派似乎與台灣漸行漸遠，不時飄散出姑息主義、孤立主義、棄台論的味道，吾人必須密切關注他們對華府政策的影響；關注台灣在美國的「資產與風險」算計之中，到底比較接近天平的哪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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