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排擠、偏見時常讓酒店小姐無法與家人說出自己的行業，蛹的家人即便知道她在做酒店，卻也問：你高薪、沒繳稅，要什麼紓困？就連家人都有這種誤解，社會大眾就更不必說了：「這是社會對酒店的既定印象──你們是不需要救助的人，你們上班薪水這麼高，憑什麼樣保障？」
被政府強制停業、毫無補償，甚至必須冒著「出櫃」風險與家人決裂、或承受與早已決裂之家人聯絡的尷尬痛苦去申請紓困，整個流程跑下來，蛹忍不住這麼唸：「你乾脆把我隔離好了，我還有1萬4可以拿，總比我現在一毛錢都沒有來得好──會讓人民產生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政府做得有點糟的時候。」
「復業之後，酒店小姐要面對大眾的處境會更困難」
即便在氣頭上，蛹仍相當客氣地評斷政府做得「有點」糟──這或許就是底層生存者被迫、也不得不主動配備的柔軟了。談起老本吃光的時候該怎麼辦，芸姐甚至可以笑著說：「如果大家真的沒得吃，我們揪團去新街溪釣吳郭魚啦，那邊吳郭魚根本就群聚！有沒有筆？我畫一下……」
藍色原子筆在傳單上畫出一片密集的圈圈，女子們的笑鬧也隨著煙圈噴出：「吳郭魚會不會感染啊？牠們都沒戴口罩！」「群聚啦群聚！」「社交距離呢？」
笑著笑著，還是回到了現實。強制停業這段日子的處境看似已糟到不能再糟，但在蛹看來，還有更深更長遠的傷害要面對：「我覺得政府這種方式會更加深人民對這產業的厭惡，我們跟大家一樣在工作，這樣卻加深大家對我們的厭惡──復業之後，酒店小姐要面對大眾的處境會更困難、圈子可能變更封閉……」
「不管什麼事情丟到酒店上，大家都會覺得政府做得好棒啊。」芸姐嘆。事實上所謂「破口」每個產業都會有、包括大專院校也出現幾個確診案例，但其他行業有確診都沒被停業、酒店一例就被停業，甚至確診女公關一例宣布結案時，被追蹤的132名接觸者皆未被傳染──問題應該是「怎麼落實防疫」，是公告停業以後該怎麼支持人民生活、有沒有對停業的產業做配套，不是喊一聲就這個停業、這個停業。
「我們是被停業的，希望比照無薪假、申請減班休息補貼、拿到2萬3千多的薪水，但我們心知肚明去喊這件事成功率很低，所以我們主打『復業』──這是最有用的，讓大家回去工作、過原本的生活，比排隊排半天拿到1萬塊來得有用多了。」芸姐說。申請紓困頻頻碰壁的蛹馬上補：「可能1萬都拿不到！真的，政府不如要求店家把防疫做好，不是在那邊大撒幣！」
在蛹看來，各種輿論對酒店的獵殺是常態、每當酒店登上新聞都會出現，這些批評就算疫情過後還是會在、持續成為酒店從業者爭取權益的阻礙，而芸姐說，這也就是「酒與妹仔的日常」堅持一直辦講座與社會大眾溝通的原因：「我們為什麼那麼堅持要面對面去講？這樣他們就無法躲在鍵盤後面、講出不用負責的言論……我們確實有遇到幾個白癡問題：客人給你信用卡會更愛他嗎？你們小姐都不關心政治？但這些，我們可以面對面去溝通……」
5月下旬疫情漸緩、本土確診案例久未現蹤、部份縣市酒店已可經申請進行復業，林森北路的招牌終於一盞盞慢慢亮起。或許有天此地會恢復往日繁盛、或許有天台灣社會也將遺忘這段所謂「歷任警政署長做不到」的全面停業，但走過最深黑夜的小姐們，想必一輩子忘不了──她們仍在夜裡，少被這社會丟幾顆石頭，或許可以稍微稍微，離天亮近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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