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與香港法院對司法自治分際的妥協
如果仔細看終審法院的3點主要補充解釋，法院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權力」，這是同義反復，理所當然。意思是：人大常委會沒有根據基本法行使權力時，終審法院依其「吳嘉玲」 案的判決，在司法審判時仍然有其審查權。至少這是邏輯上合理的結論。所以，終審法院其實是在强大壓力下，極其高明地維護了其本身的獨立和尊嚴 。
但在同年其後的劉港榕一案，法院認爲： 即使是本于主動做出的解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對香港法院都有拘束的效力。這個不細分158條裏的各種不同授權的籠統疏鬆解釋，在文義和邏輯上都説不過去。 在一國兩制及「共存」 的精神下檢驗，似乎也不理想。
我的理由至少有下列三點：1. 人大常委會固然有解釋基本法的明示權力，基本法適用及遵守的的對象包括人大常委會本身 。 就是由於制法機關必須遵守本身制定的法律，如果常委會對權力設立一定的限制，它本身也必須遵守。仔細分析，基本法第158條1款2 項的授權有三種：有關特區事務條款 （「自治範圍」）解釋的完全授權；其他條款解釋的保留授權； 及條款涉及中央特區「中央事務」及 「關係」領域的，並對判決有影響的條件授權。尤其是完全授權部分，人大不能在基本法另有修改以前，隨時做出指導性解釋。 否則，只像「我説了算」 的「凱迪裁判」 （qadi justice），授權形同具文。這種看法，在法理上全然不通 （下詳）。
2. 即使是「保留授權」和「條件授權」，程序是特區法院「自行解釋」，而由人大常委會保留不同解釋的權力及機制。沒有劉案判決文裏所謂隨時可以由常委會自動解釋的機制。
3. 最重要的是：從「共存」精神，減低衝突的角度及功能看，解釋權下放，才是治本之道。至少以特區内部事務這一塊，在現行 158條的文字及精神下，即使在一定有時會對香港終審法院特定解釋不會完全同意，人大常委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以保持和維護香港法院最終解釋權的立場，不需保留隨時干預的主動解釋權，以消除不必要的衝突，發揮一國兩制的真正功效。
不過事實上，以人大常委會在「吳嘉玲」案後，做的相當嚴格和狹窄的解釋，和對終審法院「澄清」之後的沉默，以及到目前爲止極少的主動解釋，其理解一國兩制的精神及實踐，相當得體，遠遠超過一般單一國論學者主張中央擴權，和香港終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以我看來反而是畫蛇添足的擴張解釋。不過，以我的觀察，像當時人大這種相當克制的態度，似乎已經不再是當前大陸決策及輿論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