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1944年的武漢人與1945年的台北人，我們確實不該用戰勝者的「民族大義」去要求他們忘掉或者原諒盟軍給他們造成的傷害。要說武漢人與台北人基於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會原諒1944年和1945年的美國陸軍航空部隊或者中華民國空軍，甚至人人都會因為看到日軍被轟炸而不顧自生安危的去給盟軍鼓掌叫好，那實在是太天真了。
絕大多數人沒有那麼高的「政治覺悟」，在看到自己的至親死於美國人或者中國人投下的炸彈後，說完全沒有憤怒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筆者訪問過，二戰期間被分配到美國陸軍第14航空軍第23戰鬥機大隊，駕駛P-40戰鬥機投入對日作戰的國軍飛行員陳炳靖中校，他掩護的B-24轟炸機就在一次空襲越南海防的任務中炸死了未來妻子的五叔黃國基。
黃國基是越南海防的僑領，在抗戰末期負責管理海防周邊的稻米倉庫，卻慘遭B-24投下的炸彈所殺。戰後過了20多年，當陳炳靖的妻子得知丈夫參與了殺死五叔的空襲行動後，仍忍不住大罵自己的丈夫是「殺人王」，即便陳炳靖在那次任務中負責的只是護航而不是投彈。所以我們也不該一廂情願的認為，每個武漢人都能接受盟軍的空襲屬於「必要之惡」。
即便諾曼第登陸的歷史在西方國家具有神聖地位，但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法國人對當年的英美盟軍甚至戴高樂將軍深惡痛絕。他們永遠無法忘記，有60,000名法國人死在聲稱要解放他們的盟軍手中。如果中國人真的能忘記抗戰末期盟軍空襲給他們造成的傷害，那麼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也不會短短四年之內被趕出中國大陸，毛澤東也不可能如此輕易挑起中國人的反美情緒。
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武漢大空襲和台北「大空襲」的死難者？其實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他們是中華民國和同盟國打敗軸心國過程中的犧牲者，地位類似於1938年花園口決堤的89萬同胞。筆者認為，海峽兩岸政府應該效法現今的德國政府，真正從人權還有普世價值的角度出發，向這些死在自己人手中犧牲者致意。
是否向這些犧牲者致意，就等同要仇恨當年的盟軍，或者否定中美空軍飛行員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所做出的貢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任何事情涉及到仇恨都會變成政治操弄。而仇恨下的政治操弄，往往會將紀念歷史的本質從紀念死難者的這個主題上抽離。等哪天不再需要做政治操弄的時候，這些受難者更未遭到社會遺忘。
過去毛澤東時代中共對武漢大空襲的譴責，還有民進黨在野時對台北「大」空襲的操弄，都在事過境遷後被丟到了九霄雲外，所以筆者反對任何以仇恨為出發點的紀念活動。站在中華民國和美國等盟國的立場，我們當然還是要給當年的飛行英雄們喝采。畢竟沒有他們的努力與犧牲，就絕對不會有今天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或者東亞政治格局。
只是相較於紀念抗戰英雄，筆者認為海峽兩岸若未來還有機會，更優先應該做的是為所有慘死於自己人手中的同胞，無論是花園口決堤還是盟軍空襲下死傷的同胞建立紀念碑。建立紀念碑不是為了譴責盟軍或者歌頌日軍、共軍，而是要告知年輕一代戰爭的可怕，讓他們不要忘記先人的犧牲，才能從根本上遏止悲劇重新上演。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