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是美國陸軍第5航空軍從菲律賓起飛，對台北實施空襲屆滿75年的日子。一場造成4,055人傷亡，其中僅1,678人死亡的空襲，無論是放在同時代的歐洲還是亞洲戰場角度來看都稱不上是「大」空襲。首先對於台灣沒有發生過「大」轟炸，我們不該感到遺憾或者鄙視，因為這代表台灣實在一塊得到上天庇佑，能躲過任何重大災難的喜樂之島。
從軍事角度上來看，歐洲戰場上盟軍對納粹德國最重大的空襲事件，莫過於發生在1944年2月20日到25的「大禮拜」（Big Week）行動。這是一場以空襲柏林為手段，實則引誘德國空軍派出戰鬥機應戰，趁機一舉消滅德國空軍有生戰力的純軍事行動。德國空軍在這次打擊下付出慘重損失，262架戰鬥機在空戰中被擊落，包括100名飛行員在內的250名航空人員死亡。
美國陸軍航空部隊被擊落266架重轟炸機與28架護航戰鬥機，死亡人數則高達2,000之多，損失的比德國空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投入夜間空襲任務的英國皇家空軍，也有131架飛機的折損。柏林做為納粹德國的首都，遭到的空襲自然是所有歐洲目標當中最為慘重的，光是1945年2月3日這一天的空襲，就導致了2,894人死亡、20,000人受傷以及12萬人流離失所。
到1945年3月為止，英美聯就針對柏林就發起了314次的空襲。進入4月以後，除了美國的B-17、B-24與英國的蘭卡斯特外，還有蘇聯空軍的Il-2也投入了對柏林的轟炸。兩年來英美聯軍對柏林投下的炸彈為65,000噸，蘇聯空軍和砲兵則是在兩個星期內就投下了40,000噸的彈藥，徹底摧毀了這座希特勒心目中的日耳曼尼亞。
盟軍發起的上百次空襲，僅造成20,000到50,000名柏林市民死亡，可見柏林被空襲的情況並不是德國城市當中最為慘重的。42,600名漢堡市民，在從1943年7月24日發起，持續長達七天的「蛾摩拉行動」（Operation Gomorrah）中死亡。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英美盟軍在漢堡炸死的人數量就超過了兩年下來對柏林的攻擊。
至於1945年2月14日的德勒斯登大空襲，則是一天就殺死了高達20,000到25,000人。沒有任何一場針對德國城市的單一轟炸，造成的傷亡能與1945年3月9日到10日晚間對日本東京實施的空襲造成的傷亡人數還要多的。指揮這場空襲的第20航空軍司令李梅（Curtis E. Lemay）將軍，只用了249架B-29轟炸機就奪走了10萬條日本人的生命。
空襲殺的只有敵人而已嗎？
日本陸軍航空隊第10飛行師團，則在高射第1師團配合下試圖攔截空襲東京的B-29，結果他們只打下了14架的B-29，並造成96名機組人員死亡而已。96比10萬，美軍的傷亡人數連日本軍民死亡人數的零頭都不到，李梅將軍藉由3月9日到10日的空襲，徹底證明了空中武力的成功。兩個月後發生的台北「大空襲」，根本就不在李梅將軍的思考範圍之內。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日本與德國所挑起，而且他們在遭受英美盟軍空襲以前已經用自己的轟炸機導致無數中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與法國居民的死亡。不過因為德國空軍、日本陸軍與海軍航空隊在建軍思維上強調對地面部隊或者海上艦隊提供空中支援，而不是對敵人後方政經中心的戰略轟炸，他們的空襲主力始終是以雙引擎的中小型轟炸機為主。
無論是德國空軍的Ju 88、日本海軍的一式陸上攻擊機還是陸軍的九七式重爆擊機都是雙引擎的，航程與載彈量都無法與後來英國皇家空軍的蘭卡斯特、美國陸軍航空部隊的B-17、B-24尤其是B-29相提並論。所以戰爭末期盟軍空襲給軸心國帶來的死亡人數，確實是超過了開戰之初軸心國空襲給同盟國帶來的死亡人數。
不過如果沒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有1938年德國對蘇台德的進軍，就不會有後來柏林、漢堡、德勒斯登與東京、廣島還有長崎市民所遭遇到的悲劇。沒有人能夠否認，德國納粹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要為這些人的死亡負上最大的責任。經歷過上海、南京、武漢以及重慶大空襲的中國人，對於慘遭B-29炸死的日本人不只沒有同情，甚至還認為他們死有餘辜。
除了德國、日本與義大利等國人比較耳熟能詳的軸心國三大主謀外，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斯洛伐克、泰國與滿洲國等其他和軸心國結盟的國家也都遭到英美盟國的轟炸機光顧。就連法國、荷蘭、比利時還有中華民國等加入同盟國的國家，也因為部份或者所有國土遭到軸心國佔領的緣故，照樣成為盟軍空襲的對象。
英國二戰研究者李察·奧佛利（Richard Overy），在他的著作《轟炸機與他們的目標：盟軍對歐洲的空中作戰，1940－1945》（The Bombers and the Bombed: Allied Air War over Europe, 1940-1945）中指出，英美戰略轟炸造成了60萬歐洲人死亡，其中20萬人並非德國人。諾曼第登陸發起前的1944年5月，就有9,897名法國人慘死於盟軍的空中打擊下。
而在中國戰場上，涵蓋中華民國空軍在內的同盟國空軍同樣炸死了許多淪陷區同胞。其中發生於1944年12月18日的武漢大空襲，更是造成40,000名中國人的傷亡，目的只是為了要測試準備在1945年3月9日到10日之間用在東京的M-69燃燒彈。中國人在這場轟炸中，成為了美軍試驗新式武器的「白老鼠」，而且提議者還正是在海峽兩岸都享有崇高地位的飛虎將軍陳納德。
國民政府不只完全知曉此次空襲行動，還派遣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和第5大隊的戰鬥機支援執行轟炸任務的B-29。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外交元老，來自武昌的王世傑就對老鄉的死傷痛心疾首，但是仍在日記中表示這是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必要之惡」。戰後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從來沒有針對武漢大空襲一事要求美國政府提出道歉。
單單武漢大空襲一次轟炸，死傷人數就達台北「大」空襲的10倍，中華民國政府連對武漢人的權益都沒有對美國表達抗議了，又怎麼會對台北「大空襲」表達什麼立場？更何況台北松山機場曾在抗戰之初被日本海軍航空隊用來執行針對上海、杭州與南京等地區的所謂「渡洋爆擊」作戰，高雄、台南和屏東等地的機場也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用來空襲過菲律賓？
兩岸應共同悼念空襲死看者
既然台灣如此被日軍證明了自身的軍事戰略價值，在戰爭末期被轟炸又有什麼讓人好意外的？民進黨政治人物為了選票，操弄台北「大」空襲的歷史，那麼又有誰來替武漢大空襲中死於M-69燃燒彈的民眾申冤？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極左年代」，確實曾對二戰期間美軍造成中國平民死亡的轟炸事件進行過猛烈聲討。
甚至就連被B-29殺死的日本平民，中共都採取同情的態度，50年代更是每年派代表到廣島或長崎悼念原爆死難者。然而中共紀念這些轟炸的目的，都只是基於反核武還有反美「帝」的政治需求。待中共自己試爆出原子彈以後，尤其是1971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之後，中共不再有反核武或反美「帝」需求，就慢慢淡化了對二戰美軍的譴責。
中共對美國經濟援助的需要，在進入改革開放之後逐漸擴大，用於鞏固紅色政權的愛國主義教育自然不能再以「美帝」為目標。曾經侵略中國，無差別屠殺上千萬平民百姓的日本取而代之成為了大陸人民仇恨的對象。對於日本慘遭美國轟炸的歷史，大陸人轉而承襲了過去國民政府的態度，認為一切都是日本人民的咎由自取。
對於慘死於「自己人」手下的中國百姓，則因為日本取代了美國成為大陸民眾首要的仇視對象，同樣在「仇日第一」的政治氛圍下為對岸當局所遺忘。顯見看在兩岸統治者眼中，同胞的死亡其實連「統計數字」都稱不上，只是拿來當政治運用的籌碼而已。此一過去發生在大陸的情景，又讓筆者不免想到民進黨對台北「大空襲」的宣傳同樣是在蔡英文上台後就不了了之。
畢竟今天的民進黨政府，和過去的國民黨政府，還有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政權一樣，都需要來自美國的支持與認可，都選擇了將同胞的苦難置於現實的外交利益之後。我們不難排除未來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越來越惡劣，或許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會再度利用武漢大空襲來挑起中國人對美國的仇恨，但那同樣也只是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一樣，再一次對抗戰歷史做逆向性的操縱罷了。
面對1944年的武漢人與1945年的台北人，我們確實不該用戰勝者的「民族大義」去要求他們忘掉或者原諒盟軍給他們造成的傷害。要說武漢人與台北人基於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會原諒1944年和1945年的美國陸軍航空部隊或者中華民國空軍，甚至人人都會因為看到日軍被轟炸而不顧自生安危的去給盟軍鼓掌叫好，那實在是太天真了。
絕大多數人沒有那麼高的「政治覺悟」，在看到自己的至親死於美國人或者中國人投下的炸彈後，說完全沒有憤怒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筆者訪問過，二戰期間被分配到美國陸軍第14航空軍第23戰鬥機大隊，駕駛P-40戰鬥機投入對日作戰的國軍飛行員陳炳靖中校，他掩護的B-24轟炸機就在一次空襲越南海防的任務中炸死了未來妻子的五叔黃國基。
黃國基是越南海防的僑領，在抗戰末期負責管理海防周邊的稻米倉庫，卻慘遭B-24投下的炸彈所殺。戰後過了20多年，當陳炳靖的妻子得知丈夫參與了殺死五叔的空襲行動後，仍忍不住大罵自己的丈夫是「殺人王」，即便陳炳靖在那次任務中負責的只是護航而不是投彈。所以我們也不該一廂情願的認為，每個武漢人都能接受盟軍的空襲屬於「必要之惡」。
即便諾曼第登陸的歷史在西方國家具有神聖地位，但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法國人對當年的英美盟軍甚至戴高樂將軍深惡痛絕。他們永遠無法忘記，有60,000名法國人死在聲稱要解放他們的盟軍手中。如果中國人真的能忘記抗戰末期盟軍空襲給他們造成的傷害，那麼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也不會短短四年之內被趕出中國大陸，毛澤東也不可能如此輕易挑起中國人的反美情緒。
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武漢大空襲和台北「大空襲」的死難者？其實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他們是中華民國和同盟國打敗軸心國過程中的犧牲者，地位類似於1938年花園口決堤的89萬同胞。筆者認為，海峽兩岸政府應該效法現今的德國政府，真正從人權還有普世價值的角度出發，向這些死在自己人手中犧牲者致意。
是否向這些犧牲者致意，就等同要仇恨當年的盟軍，或者否定中美空軍飛行員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所做出的貢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任何事情涉及到仇恨都會變成政治操弄。而仇恨下的政治操弄，往往會將紀念歷史的本質從紀念死難者的這個主題上抽離。等哪天不再需要做政治操弄的時候，這些受難者更未遭到社會遺忘。
過去毛澤東時代中共對武漢大空襲的譴責，還有民進黨在野時對台北「大」空襲的操弄，都在事過境遷後被丟到了九霄雲外，所以筆者反對任何以仇恨為出發點的紀念活動。站在中華民國和美國等盟國的立場，我們當然還是要給當年的飛行英雄們喝采。畢竟沒有他們的努力與犧牲，就絕對不會有今天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或者東亞政治格局。
只是相較於紀念抗戰英雄，筆者認為海峽兩岸若未來還有機會，更優先應該做的是為所有慘死於自己人手中的同胞，無論是花園口決堤還是盟軍空襲下死傷的同胞建立紀念碑。建立紀念碑不是為了譴責盟軍或者歌頌日軍、共軍，而是要告知年輕一代戰爭的可怕，讓他們不要忘記先人的犧牲，才能從根本上遏止悲劇重新上演。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