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以避免兩種情況產生：一是由於東亞各經濟體的政治文化與交錯的歷史，使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往出現反應式的高漲，在缺乏全民共識的情況下，過度的一體化可能會受到來自國內的民意或政治阻力。
二是要避免歐盟出現的多方利益難以協調導致效率低下問題。恢復受疫情重創的經濟，效率還是首要目標。為了實現以技術層面的合作為主，各國應將合作的核心團隊和權力授權給各國主管衛生、國際合作的專業人士，進行區域內的技術協商，並盡快發布具體規則。
宏觀層面來看，如果說亞洲地區在過去三十年的歷次金融、經濟危機中學到了經驗，那麼總體上可能是財政政策的逆周期性。簡單來說，就是在經濟衰退時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在經濟繁榮時進行謹慎的財政政策。
具體到東亞地區不同的經濟體來說，民主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台灣，應趁經濟衰退之際進行新的產業政策，政府在兼顧民生的同時，應對主要產業進行適當的補貼；而威權國家如中國、越南、新加坡等，政府的產業政策平時就很強勢，此時應逆「制度周期」調節再分配，更加注重縮小貧富差距。
由於威權政府過去往往更重視宏觀的GDP，像是中國，將經濟成長當做政權合法性之一。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與全球經濟同時衰退，因此並沒有額外的成長壓力，是調整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好時機。
疫情暴露中國公衛諸多不足
此外，對中國來說，這也是檢視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時刻。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諸多不足。在未來幾年內加大財政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也是中國優化分配的一個機會。中國應在公共衛生和居民醫保領域，借鑑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經濟體經驗，提高應對公共衛生緊急狀況的能力。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