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開發銀行預測，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將從二○一九年的五．四％降低到今年的二．二％，然後在二一年恢復到六．五％。即使如此，二一年的增長將是在一個相對較低的基數之上，新冠疫情造成的實際損失也很難用簡單的經濟增長來衡量。
「相對優勢」卻是「零和競爭」
雖然東亞地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也已經逐步恢復經濟，但新冠疫情帶給全球社會的傷害，必定會給各地區帶來嚴重的系統性衝擊。如果等到全球疫情結束才全面重啟經濟，未免會浪費時機。因此，東亞經濟體之間可在不同領域內進行合作。
首先是供應鏈合作。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運營暫停，加上中美貿易戰導致的部分產業供應鏈重新調整，使全球經濟在二○年面臨重新洗牌。當此之際，多年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東亞地區，不僅在控制疫情的表現上可圈可點，也應在供應鏈上加強合作，尋找機會以彌補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環節缺失。
供應鏈的結構調整與普通的短期合約不同的是，企業的購買合約往往存在依賴性，假如一個企業過去一直在非洲或南亞地區採購某種產品，但由於疫情導致採購環節中斷而不得不轉向鄰近的國家，那麼這種新的合作很可能會延續到疫情之後，從而形成新的供應鏈。這是率先走出疫情陰影的東亞地區相對優勢。
當然，這種「相對優勢」對某些產業來說，在全球範圍內可能是「零和競爭」，即東亞地區的收益可能轉化成其他地區的損失。在疫情結束之後，東亞經濟體可以單獨或與國際多邊機構合作，以適當的形式對其他地區進行援助，重點放在短期轉移支付、促進就業、教育和社會安全網構建上，以解決短期生活困難，同時推動當地人力資本的長期發展，並轉化為未來增長的動力。
各國歷史的矛盾恐成最大阻力
其次，東亞地區可趁機推進重啟經濟的區域合作。技術上來說，中國、蒙古、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可在協商基礎上成立區域健康標準互認機制，比如互認核酸檢測結果或電子健康碼，放行健康人士在此區域內恢復旅行。未來隨著東南亞國家疫情的緩解，這一機制也可逐步向東南亞國家個別開放。
東亞地區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是全球經濟成長的發動機，未來如果想保持增長勢頭，並繼續體現全球經濟優勢，區域合作是最好的選擇。此時任何政治動機都應放在次要位置。這既是對民生負責，也是體現全球經濟領導力和責任感的時刻。
此外，東亞經濟體也可對東亞區域內的國際訪客發放國際觀光消費券，鼓勵遊客在本國消費以促進觀光業的發展，同時可帶動本地餐飲、交通等多個行業的恢復。
這種區域合作應以恢復區域經濟的良好意願為出發點，在原則達成一致後，進行技術層面的合作。
這可以避免兩種情況產生：一是由於東亞各經濟體的政治文化與交錯的歷史，使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往出現反應式的高漲，在缺乏全民共識的情況下，過度的一體化可能會受到來自國內的民意或政治阻力。
二是要避免歐盟出現的多方利益難以協調導致效率低下問題。恢復受疫情重創的經濟，效率還是首要目標。為了實現以技術層面的合作為主，各國應將合作的核心團隊和權力授權給各國主管衛生、國際合作的專業人士，進行區域內的技術協商，並盡快發布具體規則。
宏觀層面來看，如果說亞洲地區在過去三十年的歷次金融、經濟危機中學到了經驗，那麼總體上可能是財政政策的逆周期性。簡單來說，就是在經濟衰退時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在經濟繁榮時進行謹慎的財政政策。
具體到東亞地區不同的經濟體來說，民主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台灣，應趁經濟衰退之際進行新的產業政策，政府在兼顧民生的同時，應對主要產業進行適當的補貼；而威權國家如中國、越南、新加坡等，政府的產業政策平時就很強勢，此時應逆「制度周期」調節再分配，更加注重縮小貧富差距。
由於威權政府過去往往更重視宏觀的GDP，像是中國，將經濟成長當做政權合法性之一。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與全球經濟同時衰退，因此並沒有額外的成長壓力，是調整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好時機。
疫情暴露中國公衛諸多不足
此外，對中國來說，這也是檢視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時刻。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諸多不足。在未來幾年內加大財政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也是中國優化分配的一個機會。中國應在公共衛生和居民醫保領域，借鑑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經濟體經驗，提高應對公共衛生緊急狀況的能力。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