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糠是糙米碾出的麩皮，城裡人會用它來餵雞，但窮人卻視為營養食物，將它和水乾烙成餅，在無米炊煮的時候，非常珍貴可口。熟識的碾米廠有時候會贈送少許給民眾，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農家收成都要上繳日本政府，連充當灶燒燃料的粗糠(稻榖第一次碾出的外殼)也不能隨便分送。因此，阿嬤接受房東的米糠時，眼睛滿是淚水。那幾年土城的日子，就這樣挺過去了。
空襲結束，同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十月臺灣光復，我們回到延平北路的租屋，路上看到很多配戴武器的軍人，阿嬤說那是來接收臺灣的大陸軍隊。
此時，我念的小學校開始停課，聽說日本老師都被遣送回國，原本要升三年級的我，只好留在家中，幫忙舅媽照顧剛出生的表妹。小屋子多了個嬰兒，顯得更為擁擠，白天我用背巾將表妹綁在背上，在巷弄裡到處走，晚上我要抱著她哄睡覺。
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兩年，學校恢復開學了，我被編到四年級，開始學習ㄅㄆㄇ。儘管一大早就出門上學去，但家裡的新生兒又多了，舅媽說我已經長大，不能白吃了米，下課後我得立刻回家，除了照顧表弟妹外，也是家裡的幫傭，凡是跑腿、清洗的活兒，都是我的分。
就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外公挑火炭外賣時，手指被竹籤刺入，當時缺乏藥物，也沒有錢就醫，小傷口遭細菌感染，竟沒多久就病逝。家裡經濟支柱倒了，雖然還有大舅、小舅他們，但小小年紀的我，自告奮勇要出去當童工，賺錢回來糊口。
「憨孫，你千萬不能做文盲，壞年冬，咬著牙也要念書，念書才有出頭天。」
阿嬤說不用擔心，媽媽都會寄來月俸補貼我的花費。可是，情況並非如此樂觀，雖然我都認分的分擔家事，但舅媽還是常給我臉色看，尤其對阿嬤大小聲，更讓我心疼無助。
小學畢業前，大舅買了三重埔一棟二層樓的房屋，大家興奮的準備著遷居，但我卻被大舅的話潑了一身冷水，他要我放棄臺北市的初中。其實，我有把握能考上臺北市的省立初中，省立學校的學費最少，可是，外公死後，一家之主就是大舅了，他說去考淡水初中吧，我只能乖乖聽話。
說起來，阿嬤或舅舅都只是我的旁系血親，但命運卻把我與他們綁在一起，寄人籬下有如孤兒的我，毫無置喙餘地，我默默無語，不禁悲從中來。三重埔是移民的大聚落，尤其是來臺北找活路的南部人，他們靠著當初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族親或鄉親的牽成，落腳此地。這些純樸沒有見過市面的年輕人，以為臺北是一個金礦，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但其實，三重埔要越過一水之隔的基隆河到臺北，那是何其遙遠的夢。
戰事已停，整個大地在喘息，但臺灣似乎沒這麼幸運，從日本人手上回歸祖國的歡欣，忽然淹沒在國軍大舉撤退而起的波瀾中。戰前戰後，民間的日子一樣艱辛，看不到希望。這時，我開始祈求神明，快快讓父母生還。只有他們歸來，我才有「指望」，阿嬤是這樣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