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
，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八年。兩年後的二○一○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作者山田泰司（Yasuji Yamada），山西大學、北京大學留學生。1992至2000年任香港日語報紙記者，2001年移居上海，任職於雜誌《美化生活》、 《CHAI》。長期於日本《日經商務電子版》上連載中國觀察專欄。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