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謀生者
在藉由二○○八年北京奧運和二○一○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的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以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作者山田泰司（Yasuji Yamada），山西大學、北京大學留學生。1992至2000年任香港日語報紙記者，2001年移居上海，任職於雜誌《美化生活》、 《CHAI》。長期於日本《日經商務電子版》上連載中國觀察專欄。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