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是誰？還記得這個人嗎？
李明哲失聯剛剛爆出的時候，曾是媒體追蹤的熱點，但到四月19日失聯一個月的專題活動，除了屈指可數的人權機構，到場媒體很少，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個人。
五月4日，我去李明哲就職的文山社大，跟廖廖十來位聽眾談到李明哲的時候，似乎已經沒什麼人說李明哲了。幾乎與此同時，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國會，倒有一個不相干的人在為他發聲，這個人與李明哲素昧平生，是來自香港的林榮基，舉著李明哲的照片敦促中國政府放人，提醒這個世界不要忘記他。
此時此刻，中斷我的環島行程憋在屋子裡，寫一堆與李明哲有關的文字。就像牆角小聲而固執的蟋蟀，不想讓那個無端消失的人，變成一個不存在的人。
網路搜索李明哲多是舊日消息，兩條新內容都與林榮基有關，在美國國會作證之前，他在臺灣接受訪問也主動談到這個人間蒸發的人。也許，是因為有過類似經歷吧。就像我的不能相忘一樣。
我人間蒸發128天，林榮基是八個月，與他同案的三個香港人已經一年半了，李明哲會是多久？不管是林榮基還是我都清楚，在裡面的日子，每一天都度日如年。在這漫長的日子裡，還有多少人能夠記得李明哲、為他呼籲奔走？
下一次，能夠讓臺灣人想到李明哲的，應該是五月19日被抓兩個月的紀念演唱會。那麼再下一次呢？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再次提起這個身陷囹圄的人？
福兮禍兮說健忘
曾經，覺得天真健忘是臺灣人的福份。
一位老師看過《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帶著一堆問題再三再四跟我確認，包括我不願一再回答的是不是動手打人、讓不讓睡覺等細節，臨了，鄭重其事認認真真以此做結：「中國人這樣對你，很不對耶。」
我認認真真摹仿他的口吻：「臺灣人這樣對我，好天真耶！」
面對比我年長、從事社科研究、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老師，我的心情，套用一句大陸網路語言，那叫一個「羡慕嫉妒恨」。臺灣的曾經與中國的今天，相差仿佛，在民主自由公平法治的環境，忘記創痛自自然然地活著真好。羡慕健忘，羡慕臺灣人的簡單天真小確幸。
彼時的我，正在煎熬於自己的不能忘記、不能忘情。
總被人問這樣的問題：「你怎麼可以把那麼恐怖的經歷寫得這麼好看？」雖然，每一個表述都曾經滄海，能把打掉的牙齒和詩與遠方混為一談嚼嚼咽下是真的。但是只有我才知道，那個把恐怖寫到好看的生命滿目瘡痍危如累卵，每一次睡眠都是風中飄擺的玻璃風箏動輒破碎也是真的。
初到臺北的那段時間，生活雷打不動的主要內容是K書和奔跑，進門就石化，呆坐不動跟書稿較勁，出門就奔跑，沿景美溪自行車道跑到精疲力盡。朋友曾經問我「何苦一定要寫這樣的書」？我的回答是一個反問：如果不這麼做，如何醫治內心深處的創痛、我的生命將如何面對此後漫長的人生？
感謝臺灣朋友帶我上山下海吃吃喝喝看電影聽音樂會，感謝各種臺灣小確幸。但是，只有那些輾轉反側才知道，在這個空氣清新友情溫暖的地方，臺北寧靜安謐的夜晚多麼艱難漫長。
為什麼，我無法忘記？即便遠走萬里，也不能隔離那些噬人的痛苦與屈辱？
也許是因為，有太多的事情會不斷跳出來，喚醒那些痛苦的記憶。
不久前，四月21日，我在台東黃金海岸，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綠草地上散落雪白的桌椅，太平洋那端的天空碧藍如洗，童話般的海濱咖啡館恍若仙境，但我卻坐在如許美景裡哭。「天下事可為痛哭者、可為流涕者、可為常太息者，不知凡幾」（郭玉閃文《力盡關山未解圍》）。郭玉閃哭，因為蒙冤入獄十年的夏霖是他的摯友，我不認識夏霖與郭玉閃也不熟，但不能說我跟他們沒有關係，我們都是2014年底同案被抓的「同班同學」，我128天，玉閃八個月，夏霖十年。我怎麼可能自欺欺人說自己跟他們沒有關係？
痛哉玉閃、痛哉夏霖，我是為他們哭，也是為自己。只要這種不公不義在，其實刑期長短沒分別，不過是在大牢房還是小牢房的不同。只要這種痛苦的提醒在，就算臺灣的朋友用再多的小確幸來溫暖我，我又如何能夠說服自己選擇忘卻呢？
在民主自由公平法治的環境裡，才能有忘記的資本啊。曾經，很羡慕臺灣人。
記憶，或者選擇性記憶
總覺得獨立書店是臺灣最美的風景，在這裡邂逅了很多超棒的講座。同是四月21日那一天，台東晃晃書店的演講主題是「二二八事件追問的臺灣史問題，1947年前後的國際局勢與臺灣政府」。台東不是文化中心，這也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感動於有那麼多人到場，從白髮長者到高中生，人多到坐不下。《重構二二八》作者陳翠蓮教授揭開了一段我不知道的臺灣歷史，用平靜的語調，問了一個殘忍的問題：每個臺灣人都知道美國是我們的朋友，但是，如果將「美國的東亞政策」「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的對台政策」做重要性排序的話，美國人會怎麼排？
這個殘忍的問題讓我看到了臺灣人的選擇性記憶。
我說這個問題殘忍，是因為一言既出，寂然無聲，滿屋聽眾，誰都不願回答這個問題。進入Q&A階段，很多人提出了很多深刻的問題，但誰都沒有觸及這個話題。
抓捕李明哲，是中國政府出了一道殘忍的考題。在這裡用到殘忍這個詞，首先是對李明哲而言的殘忍。
「專制者的監獄是摧毀柔弱肉身的地方，開不得玩笑。」我被抓後，朋友聲援文章中有這樣的內容。我自己的經歷就不說了，一則我已經寫了一本書，二則，我自認是個幸運者，能夠從那樣的通天大案裡全屍而退。我僅僅被關128天，就從60公斤級選手變成了50，看看李春富謝陽被抓前後的對比照片就知道監獄是多麼磨煉人的「減肥聖地」，當然李明哲畢竟是臺灣人，我不擔心他們會像對高智晟那樣大打出手，但各種精神摧殘一定不會少。
朋友文中還說「我擔憂專政機器殘酷地在他們的肉身上烙下傷痛烙印，又堅信他們能夠在審訊中保存自己，感動具體的對手。」感動具體的對手，確實如此，審到後來他們居然說「中國需要你這樣的人」「中國需要你們這樣的人」。無數被抓被審的朋友都有類似經歷，我相信李明哲也一樣。
但是，能不能保全自己，則沒那麼簡單。專政機器在人身上留下烙印，太過慘痛。人權律師李春富被抓後，錚錚鐵漢精神分裂；人權律師謝陽被抓一年半之後（2017年1月）通過律師流出被酷刑的資訊並聲明，如果自己有朝一日認罪全因酷刑。果然2017年4月9日的審判中，謝陽不僅認罪，而且公開否認酷刑……我不知道對李明哲的影響會是什麼。
我的朋友曾經在美國，與一位曾因六四下獄的中國留學生喝咖啡。他們並無深交，開始聊的也都是雲淡風輕的話題，對面的人卻突然大哭，在安靜的咖啡館裡放聲大哭，他始終沒有提及任何細節，只說：「共產黨，我恨它一輩子！它讓我瞧不起自己。」
我們無法簡單用刑期長短如何被酷刑來界定傷痛的程度，不知道這種經歷會在李明哲的生命裡刻下怎樣的烙印。特別是已經習慣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臺灣人，他們的承受能力也許會更加脆弱。
給臺灣人開出了一個殘忍的考題
李明哲被抓，臺灣人被推上了考場。
他們可以不回應我的烏鴉嘴問題，或者含混其辭顧左右而言他，但無法這樣搪塞李明哲被抓的問題。
我能夠理解臺灣人的感受，但還是忍不住會說一些不討喜的話題。比如我常問他們為什麼對中國的瞭解那麼少甚至是拒絕瞭解中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不喜歡」。當然我知道，如果是列一個臺灣人喜歡的名單，會是美國、歐洲、日本、韓國、新加坡……還可以繼續開列下去，可能一直長到天盡頭都不會有中國。但我會問他們：如果列一個對於臺灣的重要性名單，誰對臺灣所起的作用最大？得到的回應往往是沉默，我曉得這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不自由」「沒民主」，是非對錯當然是喜不喜歡的理由，而以此拒絕關注中國、不瞭解中國與臺灣的關係，至少不符合臺灣人自身利益。
抓捕李明哲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生命的殘忍考驗，更是給臺灣人開出了一個殘忍的考題。不僅是對是非正義道德勇氣的考量，也是對智力判斷的殘忍考題。
李明哲被抓用殘酷的事實證實我非危言聳聽。剛開始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寫，這回事情落到了臺灣人頭上，他們有言論自由，他們上網又沒有牆，根本輪不到我廢話。
後來的媒體反應讓人頭大，廢話少說直接上臺灣人自己的感慨（如圖），他的疑問也是我的疑惑。他們明明不曾被抓，何至於自我審查自我監禁？接下來就是一輪對李太太高調救夫動機的質疑更讓人無語，哇噻臺灣人居然在如此使用自己的言論自由。沒想到再接下來的更糟，根本就沒人提及了，好像什麼都不曾發生。
我開始寫一些與之有關的文字，上一則文章發出後，有位在臺灣從事人權工作的朋友在轉發時提到：「幾次搭計程車閒聊的經驗就是，從不同面相（說起）但一致認為李明哲活該。」不管任何黨派、任何立場，相信沒有任何臺灣人會說「228受難的人是活該」。追隨正義關注人權是不是活該被抓，本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德正義普世價值的問題，關注人權的臺灣人是不是該的臺灣人李明哲是不是活該被中國政府抓，不僅關乎是非對錯，也關乎臺灣人自身利害研判，是智力判斷。
不獨李明哲要面對 臺灣人也一樣
這一組文章寫得極糾結，寫到第四則，正逢2015年7月被抓的李和平律師終於與家人團聚，他被抓後單獨監禁669天，不知道他具體經歷了什麼，只知道他始終沒有認罪，只能從照片看出判若兩人。
時過三年，我依然痛猶在身，李和平會怎樣？李明哲會怎樣？不知道李明哲的噩夢會持續多久，不知道這段經歷會給他的生命留下怎樣的創痛，他將如何面對？
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讓自己從崩潰中修復，寫《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不為挑戰禁忌顯示英勇，不為受到的傷害以牙還牙。我只是在表達那個被禁止的愛。不管這禁止來自牢籠還是自己……不管那牢籠有形還是無形，我要釋放我自己。用一如既往的方式表達，就像不曾經歷傷害一樣。用拒絕自我禁止的方式表達，就像沒有禁止一樣。這是我的修行，我的宿命。」出版後，有臺灣朋友問我「為什麼你不能忘掉過去，安安穩穩過平常日子？」
我沒有辦法讓自己忘記，只能面對。「我要治療自己，寫作，一直是我治療自己的方式」，惟此，才能安撫自己的心靈，讓我的生命走出噩夢，重獲享受美好的能力。這麼做無干道德勇氣，關乎利害研判，是智力選擇，如果我不面對，就永遠無法得到安靜、無法安眠。
自從被抓那一天起，我就被關在聚光燈下面對拷問，沒日沒夜永不停歇。那是我生命裡的修煉，我必須面對。
其實，拷問一直在那裡，不因被抓而始，也不因被放而終。只不過這次被抓的拷問讓我明確了自己被抓之前所做的建設社會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拷問也是一個修煉。
出來之後寫這本書，既是我療愈自己的修煉，也是與人溝通的修煉。我兼有行動者與寫作者雙重身份，建設社會推動自組織，讓人看到中國的危機、看到中國除了強大無比的第一部門政府力量和第二部門經濟力量，還有正在艱難生長的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看到中國的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的努力，是我畢生職志。在牢裡命犯「顛覆國家」跟審我的人是這麼說的，出來之後取保候審跟盯著我的員警是這麼說的，寫書的時候跟讀者是這麼說的。雖然我知道，看這本書的人多是奔著案件內幕構陷邏輯怎麼抓人審人來的，我還是借由自己被審的過程，把中國民間社會發育史又梳理了一遍，期待更多人籍此瞭解中國民間組織。
直到今天，這個修煉，仍在繼續，走臺灣路是修煉，看到並且面對我與郭玉閃們、與夏霖們的關係也是，為李明哲寫這樣一組文字，同樣是。
不獨李明哲不自由，臺灣人也一樣，不獨李明哲出來之後要治療這次經歷給他的創傷，臺灣人也一樣，不管是不是被抓過。
不管是「中國不民主，臺灣無自由」還是「中國不民主，世界無自由」都已是老生常談，關於臺灣人的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遺忘，也無新意。忍不住想通過自己的微弱的聲音，提醒臺灣人面對李明哲這道考題、面對中國重建社會這個躲不過的考題。與李明哲有關的文字，已經連續寫到了第四則，準備告一段落。盡人事，聽天命，我只能做我想做的。說一千道一萬，是不是肯面對、做怎樣的選擇不重要，什麼道德勇氣啦什麼智力判斷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終歸躲不開，要面對共同的未來、共同的危機。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最新作品《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本文為〈李明哲告訴臺灣人狼來了〉（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