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期，美方曾打算戰後在東亞跟中國全面合作，全面幫助中國，一如後來在歐洲全面幫助西德。這打算如果實現，就沒有今天所謂中西文明衝突了。這所謂文明衝突其實是假像，本質是意識形態衝突和體制衝突。本來中華文明與普世價值是可以相通的，中華文明是可以實現現代性轉化的。在辛亥後一百年中，最大的機會、最大的希望就是二戰帶來的，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帶來的。學者張彭春參與世界人權宣言，得以把儒家文化與普世價值相銜接，這不是偶然的，是以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為背景的。《歷史的先聲》所收的中共領導人和中共黨報系統的親美、親西方、親民主的言論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以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為背景的。
換言之，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給中華文明轉型帶來的最大機會、最大希望，在於其為中華文明輸入了普世價值。固然在此之前，普世價值在中國亦有傳揚，但從來沒有像二戰中那樣理直氣壯、天經地義、長驅直入、不可阻擋地傳揚，以致于竟成主流，尤其深刻影響了中國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整個中間階層，以致于連中共黨報都要附庸風雅，一度把普世價值當時尚，成了傳揚普世價值的平臺。用中國新左派的話來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規模的不折不扣的「文化侵略」；用我們自己的話則不妨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規模、時間也最持久的一次普世價值的啟蒙。
這不奇怪，這是由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的特質所註定的。跟僅僅基於利益需要、僅僅屬於彼此利用的美蘇合作不同，中美合作既基於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基於文化、基於價值觀，中美同時也屬於文化同盟、價值觀同盟。而在這個同盟中，由於美國全方位的強勢，美方無疑居於主導者、引領者地位，中方的態度，基本是服氣的、認同的。偶有中美高層之間，基於權力博弈、利益分配上的衝突，但中美文化上、價值觀上的對話、交流與融合是主流。
這一切，本來有希望徹底改寫中國歷史。輸入普世價值基因、徹底提升中華文明，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性轉化，本來已經啟程。誰知道時運突然在這裡拐了個彎。因為蘇聯出兵東北，導致世界格局驟變，國民政府最終失去了大陸，二戰後期美方擬議的更高層次的中美合作尤其中美文化、中美價值觀更高層次的合作，至此徹底失去了體制條件。中華文明轉型近代史上最大的機會、最大的希望，至此徹底葬送。
但即便如此，二戰中的中美合作在文化上、價值觀上的影響仍然極其深遠。這種深遠影響，成了毛時代執政當局在文化上、價值觀上最大的恐懼。以致於奪取全國政權未久，毛即利用朝鮮戰爭的機會，迫不及待地在中國尤其在中國知識界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美運動，主題即為清除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知識階層的「恐美」「崇美」心理，其實主要就是清除二戰中中美合作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知識階層的影響。這種努力可以說貫穿了整個毛時代。但這不過是抽刀斷水。改開後，這刀很大程度上抽走了，中美合作，包括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合作，又重新啟航，充分印證了中美兩國尤其中美文化、中美價值觀天然的親緣關係。
一部中國近代史，從民族情感而言固然是一部悲情史，但這種悲情的來源，應該首先是俄國、其次是日本，輪不到美國。相比於所有其他列強，美國對中國不僅在國家關係上最親善、從國家利益上對中國援手最多、幫助最大，文化上、價值觀上也走得最近、交流與融合最多。這註定了中美兩大國不僅在國家關係上，而且在文化上、價值觀上也深具親善的基礎。這種親善本來應該一直綿延不絕，一度的中斷僅僅因為二戰後國際格局的劇變，僅僅被外力所中斷，而不是主要由於中華文明自身的原因。即，二戰後中美走向對立包括文化和價值觀上走向對立，主要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導致的，不能主要歸為中華文明的原罪。事實上，其間的中華文明已淪為被暴力綁架的人質，遭遇各種慘無人道的碾壓、摧殘，本身就是受害者。中美對立尤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對立，不主要歸咎於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反而主要歸咎於被綁架的人質，主要歸咎于受害者，這有任何客觀、公道可言麼？
不必諱言，我是親美的、親西方的，這是我從來沒有改變過的立場，以後也不會。但同時，我也深愛自己的祖國，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更多溫情的理解，完全不能接受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而遷怒于自己的祖國、遷怒於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進而，為了證明美國文化、西方文明之為天使，而必須把中華文明塑造成撒旦，人為地製造中美在文明上的對立與仇恨。撒旦在今天是有的，但決不是中華文明，而應該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中華文明是敵人、是撒旦甚至「最邪惡」（余杰語），請問置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於何地？難道不是為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洗地麼？
在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抱有溫情的理解的同時，我從不否認中華文明自身的痼疾。正因為這種痼疾，所以我才堅決地主張中華文明的現代性轉化，堅決主張以美為師的現代性轉化。這種轉化之所以難，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都主要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政治和意識形態障礙一經消除，這種轉化就會馬上走上快車道。這已經為曾經同為儒教文明的戰後日本、韓國和臺灣所印證。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他們無疑主要是西方的尤其美國的，但在文化上，他們仍然主要是自己的、傳統的。但不是一成不變的自己或傳統，而是融入了現代性元素的已經反覆運算的自己或傳統。日本、韓國和臺灣的今天，為什麼不能是中華文明的明天？
為什麼中華文明邪惡說可惡？因為它完全否認了中華文明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最大分別，即它在千年歷史上充分呈現的、以及在今天日本韓國和臺灣所充分呈現的開放性、包容性及自我更新的能力。中華文明決非單一基因，而是經過千年歷史融匯貫通了多時空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結晶。這跟毫無開放性和包容性可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不可同日而語，怎麼可以斷言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中華文明最邪惡呢？
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在民國時期達到頂峰。最典型的象徵，就是蔣宋聯姻以及當時湧現的一大批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師。民國在文化上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八個字：亦新亦舊、亦中亦西。今天臺灣在文化上仍然保持了這一特色。可見文化上的新與舊、中與西並非截然二分、彼此敵對，而完全可以和諧共存、相依相存、交匯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也才是中華文明的方向。這種和諧共存、相依相存、交匯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文化上的混血，在我看來恰是文化上的最美。一如人種上的混血大概率地造就最美。即便今天中華文明仍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和意識形態綁架，但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絕無可能持久是不難斷言的，一旦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成為歷史，中華文明獲得真正的解放，獲得真正的自由，像今天日本韓國臺灣的儒教文明那樣走上正途，走上現代性轉化的坦途，這難道不是最大可能麼？
中華文明邪惡說為什麼可惡？根本原因在於此，即在於它完全否認中華文明千年傳承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完全否認中華文明現代性轉化的可能，通過對中華文明的妖魔化，把中華文明人為塑造成撒旦，從而取代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淪為現代文明的頭號敵人，讓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火中取栗。這種思維本身才邪惡，才是當下最應該警惕的。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