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總務省統計局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指出，若以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未婚率來看雇用型態的話，二十到二十四歲時，無論哪種雇用形態都有九五％以上未婚。然而到了三十五到三十九歲時，正職員工的未婚率降到二四‧七％，但相對地派遣或約聘員工則為六○‧六％、計時人員等打工族則有七九‧四％都是未婚。
而在〈二○一七年非正職雇用之女性相關調查〉中，可以得知女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就職的工作）會依雇用形態的不同而影響婚姻或生育。女性的第一份工作是正職員工的話，有配偶的比率是七○‧九％，但若是非正職則只有二六‧九％。若觀察是否有小孩的比率，第一份工作是正職的有五四‧一％，而非正職則只有二一‧六％。
出社會的起步若是非正職，會對生育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各式相關的定期調查中，有一項由國立社會保障暨人口問題研究所所做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這個調查每五年在全國實施一次抽樣調查，最新版為二○一五年。我想以經濟環境對生育態度的影響為例，來看看「夫妻的理想子女生育數」的變化。
在調查中最高的數值是經濟泡沫化之前的一九八七年（二‧六七人），而在二○一五年的調查中則跌到歷年最低的二‧三二人。若對象是結婚零到四年的夫妻則為二‧二五人，這也是史上最低的數字。若詢問的是「夫妻預計的平均子女生育數」，大約是二‧○人。由此可見夫妻間的「理想」不過是突顯少子化的嚴重性，但在現實中「預計」卻是不得不放棄的夢想。
少子高齡化是日本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這點自不待言。二○一六年出生人數首次跌破一百萬人，而隔年（二○一七年）則創下史上最低的九十四萬人的紀錄。
這個背景來自於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一到七四年生的人）超過了生產年齡，以及過半數的團塊二世世代及後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五到八一年生的人）都是經歷過就業冰河期的人，這一點也不能忽略。他們的特徵是就算有伴侶，對結婚也猶豫不決、在生小孩上舉棋不定。
由於看不見未來，現在不談戀愛的中年打工族更多了。如此一來不婚或單身的世代就增加了。跟父母一起住在家裡，在還能利用爸媽的年金或儲蓄時，也許可以再撐一下也說不定。然而當爸媽走了之後又或者是自己生病需要看護時，生活就會立刻陷入困境。什麼安享晚年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貧困跟隨在自己身邊罷了。
再這樣下去社會保險會破產
有關這個問題，NIRA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在二○○八年四月時整理了一份〈就業冰河期世代的危機〉報告，敲響了警鐘。
該份報告將就業冰河期定義為從一九九三年起，約十年左右的期間。若當時是高中畢業則是一九七五年到八五年出生；若是大學畢業則是一九七○年到八○年左右出生。只是為了統計的方便，二○○二年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中，二十五到三十四歲（亦即一九六八年到七七年出生的人）也被視為就業冰河期的成員。
根據這份報告的試算，由於非正職勞工的增加或沒有上班上課的無業者──也就是打工族的增加，會產生七十七萬四千位接受社會救濟的潛在人口。當他們接受社會救濟之後，追加的累計預算金額會提高到十七兆七千億到十九兆三千億日圓。
接受救濟的人在二○一五年三月時，比最高峰期的二百一十六萬人略少了一些，但仍有二百一十萬人左右。從年齡上來看，六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占了將近四五％，而四十到四十九歲約為一○％，等於十人中就有一人。長期來看，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比四十多歲的更多，但在二○一四年卻逆轉了。
「失落的十年」延長成為「失落的二十年」，這是因為國家對雇用問題沒有認真看待的緣故。二○○○年時，「打工族太天真」、「年輕人只做自己想做的工作」這種風氣盛行，沒有人提出認真的反思導致問題被埋沒。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而「中年打工族」很有可能成為動搖國本的問題，這件事又有多少人察覺呢，到時連帶的消費跟稅收也都會大幅降低。
無力的日本中年人
只是直到現在，情況仍然都沒有改變。我感覺從「年輕人」變成「中年人」後，事態更加惡化。
中年打工族無法成為正職員工的原因在於，經濟不景氣時正職員工的名額很少。一旦成為非正職員工後，因為「學不到技術」或者是「就算有專業也不被認可」的狀態會一直持續，所以就算景氣好轉、職缺增加，他們也找不到想做的工作。
正職員工一定要長時間工作，所以有些人會擔心自己做不來，最後正職員工的選項就被他們刪掉了。二○一六年厚生勞動省發表的〈時薪制勞工綜合實態調查〉中顯示，有一○‧三％的人選擇時薪制的理由是「如果以正職員工的身分工作，在體力上難以負荷。」
要選擇工時長的正職員工，還是選擇不安穩的非正職員工呢？
在二選一的情況下，有小孩要養的女性不得不選擇非正職，然而現在這種問題似乎也擴及到男性身上了。我能夠一直這樣工作嗎？有必要緊緊抓著正職員工的職缺不放嗎？我聽到了一些這樣的聲音。
接著另一個浮現的問題是「自暴自棄」。就算有想要成為正職員工的念頭，還是會出現「反正我一定沒辦法」這種「自暴自棄」的想法來攪局。
只要努力，總有一天可以找到安穩的工作，就業冰河期世代這樣相信著。然而這個世代卻是再怎麼認真也不受重視，用完即丟的免洗世代。他們對企業和社會開始產生不信任的感覺，工作動力最後也會慢慢消失。
另一方面，大企業似乎在歌頌這個世界的春天。財務省〈法人企業統計調查〉顯示，象徵企業保留盈餘的留存盈餘（金融保險業以外的全部產業）每年都在增加。二○一七年度比前一年增加四十兆日圓，達到四百四十六兆四千八百四十四億日圓，已連續六年創下過去新高。
從國稅廳〈民間薪資實態統計調查〉中可以得知，中年世代的平均年收，女性依舊是三百萬日圓左右維持不變，但正值盛年的男性收入卻年年遞減。男性的平均年薪若以「一九九七年→二○○六年→二○一六年」進行比較的話，三十五到三十九歲為「五百八十九萬日圓→五百五十五萬日圓→五百一十二萬日圓」，這二十年間年薪減少了七十七萬日圓。此外，四十到四十四歲則是「六百四十五萬日圓→六百二十九萬日圓→五百六十三萬日圓」，減少了八十二萬日圓；四十五到四十九歲則是「六百九十五萬日圓→六百五十六萬日圓→六百三十三萬日圓」，減少了六十二萬日圓。
不止如此，厚生勞動省的調查中，就算都是全職，一般員工跟非正職員工的薪水也有差別。四○到四四歲的非正職員工時薪為一二九四日圓，只有正職員工的百分之六三;四五到四九歲的非正職員工時薪為一二七○日圓，為正職員工的百分之五六; 五○到五四歲的時薪為一二五九日圓，只有正職員工的百分之五二。年齡越大，差距越大（二○一七年時的薪資）。
這種惡劣的現狀絕不能無視。
＊作者小林美希（ こばやし みき），日本勞動經濟記者。2007年起以自由記者的身分活動。主要著作有《深度報導 托育崩壞》、《深度報導 看護的品質》、《深度報導 托育差異》（以上皆為岩波新書）、《希望丈夫死去的妻子們》（朝日新書）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