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元紓困之亂顯示了社會救助的基本問題。面對未來經濟成長與薪資所得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台灣的民主共同體需要稅制重構，也因此需要更高強度的社會團結。
台灣健保舉世聞名，在這次疫情中更證明它在維持公共衛生與醫護上的威力。但同樣利用社會保險風險分攤的原理，年金制度也在相同的年分與政治氛圍中開始規畫，二十多年來卻越改越亂；在原來職業別上更加零碎化，加重職業別之間的對立，也讓公民的社會權分成一國十幾制，與健保的成功完全相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台灣社會甚至於學界幾乎都沒有討論。
健保與年金的風險分攤不同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保險標的性質不同。健保保障的是免於疾病，或因疾病而來的財務負擔之風險。大多數人在繳交保費之後，不會因為自己沒有患病，覺得「虧很大」，所以故意生個病來獲得給付。因此健康人的保費就可以留給少數患病者來使用，發揮了風險分攤、疾病相扶持的功能。
但年金則不然，它保障的是永久退出市場後的經濟安全。大多數的人在繳了數十年的保險費之後，很少人會覺得自己生活還過得去，因此「我ＯＫ，你先領」。所以年金保險可以說是一個風險必然發生的保險，它的風險分攤會發生在不同世代群體之間。但由於老化加速進展，領錢的老人比例越來越高，再加上台灣的社會保險制度財務設計在一九五○年代一開始就是破產設計，遂造成今天的財務失衡問題。
換言之，健保之所以能夠風險分攤乃是因為它的給付不是人人追求，所以可以截長補短。「共同避難」被動地成就了一種比較弱的社會團結效果，這也是此次防疫成功的原因。
相對而言，年金保險的給付是人人都要的，它的風險分攤要建立在某些群體的付出（不管是軍公教、應該被課徵更高資本利得稅的資產階級，還是未來的年輕世代），這就要求社會成員能更主動分享資源，也就是一個更高強度的社會團結。事實證明，這是台灣的公民社會與政府領導都還無法達到的程度。
台灣社會與政府對「社會福利」的理解其實是濟貧或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濟貧是建立在相信市場是生產與分配利益為最佳機制的信念上，所有人只要努力工作（商品化自己的勞動力），必然可以獲取生活所需。因此只有對少數發生急難或天生弱勢者而無法謀生者，才給予無償性的補助或津貼。但因為要確定這群人是真的嗷嗷待哺又家無恆產，所以必須對受補助者進行資產調查（means test）。這就是各種排富條款設立的緣由。
從紓困到窮人版基本所得制度
這次的紓困之亂除了行政院長蘇貞昌講的行政程序欠規畫之外，根本的問題是申請者眾、達九十二多萬人，而預備的經費有限，因此只能透過各種排富手段來調節。等到四點措施遭到反彈之後，只好順應民意，快速通關。
拿到錢的人會覺得像中彩券一樣，發了一筆小橫財，既無法靠它過基本生活，也不會認為這是同胞們的風險分攤，而讓他們得到喘息機會，自然就不會有什麼社會團結的效果。
包括阿中部長在內都說萬元紓困金的計算公式複雜，其實基本概念很簡單，就是家戶人均所得加上人均存款減去十五萬元，如果低於貧窮線的兩倍，就可以得到每個月一萬元補助，為期三個月。
如果今天我們把三個月的期限改成無限期，如果我們把補助一萬元提高到一萬五千元，如果我們把貧窮線的兩倍降低為一倍，如果把長期失業與家務勞動者都納入，那窮人版的基本所得制度就會建立起來。
當然，所需財源會增加（但國民年金、農民津貼、榮民就養金、貧窮救濟都可以取消），稅制結構要重組；但台灣社會內部的彼此連帶，以及基本生活不依賴把自己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卻會大大增強，人們將重新定義工作的概念，形構一個新的台灣社會秩序。
過去三十年來，全世界的趨勢是經濟成長與薪資所得的差距越來越大，台灣也無法自外於這個潮流。未來的技術周期縮短與利潤集中趨勢，只會讓這個差距越來越大（請見一七三○期本專欄），也就是越來越不利於年輕人的未來。
所得差距擴大更需要社會團結
拚經濟成長率已經無法解決問題，更不論立基在市場原則上的社會救助，這是當代民粹政治的經濟根源。時代已經在召喚著一個新型的全球凱因斯主義。
民主社會講求價值與言論的多元，但如果沒有共同執守的基本信念將大家團結在一起，多元很可能會變成分裂的來源，中國正是利用台灣的多元，進行各種社會分裂。民主社會跟過往社會一樣，都要求個人對共同體要有一定程度的獻身（dedication），如果我們還希望台灣要維持一個民主共同體，那麼面對未來持續擴大的所得差距，更高強度的社會團結是必然的要求。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3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