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瘟疫堪稱當代史上轉折點。無論疫後國際秩序如何改變，美中全面交惡似乎難以避免。在「前瘟疫時期」，美中錯綜複雜的經濟連結被中國宣傳為「美中關係的壓艙石」；但「後瘟疫時期」，這塊壓艙石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商業邏輯被國家需要取代
疫情對全球化經濟體系當頭棒喝，令人警覺全球化經濟體系存在極大弊端。全球化經濟活動分為五個維度：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資金流動、全球化人員流動與全球化資訊流動。全球化生產或製造業全球化是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維度。
這裡要討論一下製造業全球化的邏輯。製造業全球化把原先在一國的設計、採購、生產、銷售、售後服務等工序分散到不同國家，以節省成本。一開始，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把廠房搬到開發中國家生產；進一步，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轉型為負責設計、原料採購、品牌管理、推廣、銷售，把生產技術授權和轉讓給發展中國家的廠商代工（ＯＥＭ）；再進一步，有的公司甚至只負責品牌，連設計也委託代工（ＯＤＭ）。
也有一些已開發國家製造業轉型為利潤較高的上游企業，專門提供科技含量高和利潤高的核心零組件，把下游整合和裝配等「最後一步」讓給開發中國家的企業。
製造業全球化是自由主義的產品。經濟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強調生產過程中的比較利益優勢；國際關係上的自由主義強調國際協作，把整個世界視為一整體，追求共同利益。這意味著，在地理意義上一個國家土地上生產的商品，並不能簡單地視為「這個國家的產品」。在製造業全球化的邏輯中，每個國家都有責任按照商業規則，不加限制地讓商品流通。
但遇到疫情，這套邏輯就出現問題，商業邏輯被「國家需要」取代。各國實施形形色色的管控醫療物資政策，例如美國動用《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管制醫療產品不得輸出國外，即便運送海外的船隻已出發，也立即被召回。美國的做法雖引起軒然大波，事實上，疫情期間對醫療產品的管控最嚴重的是中國，而非美國。
製造「無國界」，商品「有國界」
做為製造業全球化最大得益者，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第一製造業大國，在醫療物資方面，中國更是生產醫療物資最終產品的大國。以口罩為例，中國占全球生產量一半，包括低端的普通醫用口罩和高端的Ｎ95口罩。不少外國廠商在中國建立工廠，比如美國的３Ｍ在上海設廠，生產口罩不但供應中國本土市場，更供應全球市場。從所有權說，美國企業在中國設廠生產的口罩應屬於美國企業；如果把美國企業看做「美國的企業」，那麼美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口罩，在理論上不是「中國的」，而是「美國的」口罩。
再以呼吸器為例，中國被視為呼吸器生產大國之一，占全球四分一產量。這是因為中國組裝成本低，中國廠商進口呼吸器核心零組件和操作軟體，再組裝為整機出口全世界。顯而易見，在中國組裝的呼吸器雖然打著“made in China”的字樣，在貿易結算上是「中國出口的呼吸器」，但不能與傳統觀念中的「中國的呼吸器」相提並論。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中國企業在利潤鏈上可能只是不大的一部分，但偏偏由於最後一步在中國完成，就可以被中國政府控制。
在疫情期間，中國或明或暗地阻止醫療用品自由流動，把「在中國生產的商品」一律視為「中國的產品」，並以此推進自己的議程。比如中國大打口罩、呼吸器外交，把出口這些產品視為一種恩賜，要求外國感恩中國。各國受制於疫情，不得不對中國低聲下氣，要領導人親自向習近平打招呼，才能獲得中國的出口。美國企業把在中國製造的口罩出口到美國，還得接受中國以「嚴格管控出口產品質量」為名，一再拖延。
美企賺快錢上癮，撤出中國難度高
根據中國的國內法甚至國際法，也不能說中國的做法沒有法律依據，各國確實有主權去管理境內生產的商品，如果一國動用「緊急狀態」之類的緊急法案，也可以管制商品的出口。問題在於，如果另一國同時宣布緊急狀態，要求管制該國資本在海外生產的產品，也並非無理。那麼雙方應該以「資本所屬國」還是「生產所在國」為準？在國際法上這似乎是一個盲點，至少筆者找不到相關條文或案例。
但現實就是，爭議歸爭議，生產所在國近水樓台，實際上擁有了管制權。無論如何，疫情凸顯了製造業全球化中「無國界」的理想，和商品實際是「有國界」、而且會被最終生產國「主權化」的矛盾。
對美國這樣的資本所屬國而言，這比一般意義上的「卡脖子」更令人懊惱。在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無法生產某樣必需物資（比如中國需要石油、日本需要軍火等），於是被生產國卡脖子無話可說；現在的情況卻是，本來可以自己生產，但出於成本利潤等原因放到另一國生產（甚至有時只是差最後一步裝配工作），最後反而被卡脖子。除了怨本國政治家太蠢、本國資本家太貪心，還有什麼法子？
客觀而言，製造業全球化對全球經濟增長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物權」與「主權」的關係未能釐清，而且資本所屬國無法保障自己資本產出的商品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各國將不可避免地要重新檢視全球化生產的邏輯。
當然，美國要從中國撤出製造業的難度相當高。可以說，美國企業在中國賺快錢、賺大錢，有如服食鴉片一樣已上癮，早期被中國勞動力的低成本吸引，現在還被中國日漸壯大的市場吸引。中美貿易戰進行兩年多，川普多次鼓勵美國企業回流，市場也多次傳出有美國企業計畫退出中國，但大多說的多，真正退出的少；反而還有美國明星企業，如特斯拉（Tesla），大張旗鼓到中國設廠。
其實美中貿易戰雷聲固然很大，但美國的訴求，本來就是幾方勢力拼湊起來的大雜燴，目標自相矛盾。今年一月初，美中達成的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中，還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便利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這豈非鼓勵美國企業繼續進軍中國？
因此，如果瘟疫能給美國政商界當頭棒喝，真正地讓他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不幸中得到教訓，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從不自願的準脫鉤狀態步入全脫鉤
日本在二○一二年後，由於和中國的釣魚台爭議，在日中冷戰期間，和中國經濟脫鉤化，很多日資退出中國，轉移到第三國或乾脆回到日本，日本經濟並未見大損。現在日本又推出政策，補助日資企業撤離中國，開始第二波脫鉤潮。日本的經驗可以給美國借鏡，川普應該打電話給安倍請教一下。
瘟疫給美中經濟脫鉤化的另一個利多，是疫情期間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和互相的經濟來往都大幅減低。全球處於一個不自願的「準脫鉤」狀態，這降低了脫鉤的難度。關鍵是在經濟重開之後，不能貪圖眼前利益，要制定長期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