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正值武漢肺炎肆虐全球，「打擊假新聞」成了多國政府侵害新聞自由的萬用瑞士刀。中國公民記者深入武漢調查卻下落不明、埃及新聞網站總編輯因質疑政府病例數字而被逮捕，無數新聞工作者如同第一線公衛人員，仍在不懈地奮戰！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期間，有一群人的狀況特別值得新聞工作者關注──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國際記者聯盟（IFJ）、國際新聞協會（IPI）與國際特赦組織（AI）先後發布多篇報告，提醒世人：被瘟疫大流行推上風口浪尖、處境備極艱難的人，除了無數第一線公衛人員，還有許多新聞工作者。
過半記者認為新聞自由每況愈下
IFJ的報告針對77個國家的1308位記者進行調查，其中四分之三表示在報導疫情新聞時遭遇限制、阻撓與恐嚇；從希臘到印尼、從查德到秘魯，過半數記者認為自己國家的新聞自由每況愈下；數十位記者遭到政府逮捕、起訴。經濟壓力也是一大問題，三分之二表示工作條件惡化，原因包括薪資打折、收入銳減，甚至工作不保，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最受衝擊。
URGENT Women journalists are suffering greater stress due to #COVID19 , according to our latest survey. Full results here https://t.co/GGZE5GyIdA pic.twitter.com/Yzm6aZRsYC
— IFJ (@IFJGlobal) May 8, 2020
IPI的報告記錄了2月中旬至今各國162樁侵害新聞自由的案例。利用疫情危機與緊急狀態來打壓獨立媒體、放大寒蟬效應，這是威權體制國家慣用技倆；但民主國家也會「使壞」，想方設法引導輿論風向、遂行柔性新聞檢查，而且相關做法有可能在疫情平息後常態化。
.@UN warns that journalists in #Lebanon face increased risks covering #LebanonProtes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https://t.co/cZYKGVVFWr
— IPI (@globalfreemedia) May 11, 2020
無論民主抑或威權國家，「打擊假新聞」都成了一把萬用瑞士刀。AI的報告揭露中東大國埃及政府的惡形惡狀，抬出2015年通過的《反恐法》，以「散播假新聞」、「濫用社群媒體」等罪名大舉迫害記者，連親政府的媒體都無法倖免。
今年3月，埃及新聞網站AlkararPress總編輯哈斯巴拉（Atef Hasballah）在臉書發文，質疑政府的武漢肺炎病例統計數字，下場是立刻遭到逮捕，罪名是「參加恐怖組織」。今年2月，中國3位公民記者李澤華、陳秋實與方斌深入虎穴──疫情原爆點武漢，結果：李澤華失蹤兩個月後現身，陳、方兩人至今下落不明。
政府新聞稿變多、真相報導卻變少
媒體規模龐大不代表能夠免於打壓。5月5日，菲律賓最大的電視網與廣播網ABS-CBN因為經營執照續約受阻而被迫停播。ABS-CBN經常批評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政策，老早就被馬尼拉當局視為眼中釘。這不是它第一次被迫噤聲，上一回是在一九七二年，動手的人正是近代亞洲最貪婪無恥的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危機時刻特別需要自由流通、公開透明的資訊。一位葡萄牙記者告訴IFJ：「情況很糟，政府新聞稿變多了，真正的報導卻變少了，記者會不給提問……我們花更多時間工作，手機從不關機，顧不了身體健康。但我們也深知局勢非比尋常，新聞記者必須挺身而出，我們更想做報導。這是醫生與公衛人員的時代，也是新聞工作者的時代。」旨哉斯言！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世界新聞自由日的次日，全球名聲最響亮的新聞獎項、美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公布得主，雖然武漢肺炎在2019年尚未成為主題，但一如已往，這份名單洋溢著揭發不公、抗衡強權、關懷弱勢的「記者魂」：阿拉斯加鄉村地帶欠缺警察保護、紐約計程車司機飽受金融業者剝削、400年黑人被奴役史細說從頭、川普政府移民政策違背人道、肯塔基州卸任州長濫用特赦權、德州小城監獄虐殺囚犯……。
普立茲獎今年的「特別褒揚獎」（Special Citation）更加特別，穿越時空頒給已過世近90年的威爾斯（Ida B. Wells）。威爾斯出身黑奴，是一位勇往直前的調查報導記者與社會運動者，以如椽之筆揭露美國白人如何以私刑處決（lynch）等手段迫害黑人。2019年正逢美國奴隸制濫觴四百周年，普立茲獎表揚威爾斯可謂適得其所。
普立茲獎犯過的錯，歷史還來公道
當然，就像諾貝爾獎一樣，逾百年歷史的普立茲獎也做過錯誤的選擇。今年6月，一部新聞人必看的電影《普立茲記者》（Mr. Jones）將在台灣上映。1930年代初期，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爆發恐怖的大饑荒（Holodomor），英國記者仲斯（Gareth Jones）做了怵目驚心的現場報導，時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莫斯科分部主任杜蘭提（Walter Duranty）卻想方設法為蘇聯共產黨與史達林（Josef Stalin）擦脂抹粉。
1932年，當烏克蘭數百萬平民正活活餓死，杜蘭提憑著蘇聯五年計畫（Five Year Plan）系列報導榮獲普立茲獎。看似荒謬絕倫，然而歷史能夠帶來真正的公平，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也是歷史的執筆者。時至今日，杜蘭提早已淪為美國新聞史的恥辱、汙點；不到30歲就在中國華北殉職（可能是遭蘇聯秘密警察殺害）的仲斯，卻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記者魂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