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史上首次罷免直轄市長，對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具有樹立典範意義；成熟的民主都是一步步累積而成，例如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直選。遺憾的是，韓國瑜竟不改幾十年浪子及痞子習性，他的市府團隊對罷免行動百般阻撓，如火速拆除罷韓看板、以防疫為由限制學校出借投開票所、市議會好不容易召開臨時會卻阻止個別議員發言等。更離譜的是，原該針對被罷免理由回應的罷免案答辯書，韓國瑜竟引用心經「心無罣礙⋯究竟涅槃」回應，把飛掦浮躁的他美化成超然物外、一塵不染，如同他野心勃勃爭大位卻宣稱「被動選總統」。
韓國瑜被罷免的理由人所共知，一是背棄對高雄市民「做好做滿四年」的再三承諾；二是「才不堪位」「德不配位」，總統及立委敗選後國民黨羅列七大敗因，主要即是韓國瑜的落跑市長誠信問題、在市議會備詢及施政的失能問題、失言及歧視語言問題、一連串事件使私德備受質疑等問題。即便同屬藍營的宋楚瑜，都指韓的才幹擔當不了行政首長；記者提到韓稱「蔣經國是包青天加盛宣懷（清末大買辦）的綜合體」及「蔣經國不懂經濟」，宋更是怒批韓「嚴重汚衊蔣總統！這樣的人竟代表國民黨選總統，國民黨淪落至此，令人深感悲哀！」
更不必說公民團體舉出的罷韓理由，如公信力卓著的民調顯示韓市政不滿意度連居全國之冠（註：同樣是國民黨籍直轄市長，侯友宜與韓國瑜的表現就有天壤之別，一個是「九天之上」，一個是「九地之下」）、韓仼由市政荒廢停擺及政見跳票成為謊言、韓身為市長而屢發性別及國籍歧視言論、韓讓高雄蒙上親中城市汚名等，都是「信而有徴」「滿街證人」了！
一個具重大性格缺陷又好說大話空話壞話的人，會被市民看破手腳、忍無可忍並訴諸罷免，完全符合民主時代公民行事準則。如果韓國瑜真正有心改過，冀求罷韓熱度降低，謙卑施政及虛懷若谷本是當行之務。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企圖讓市民因宣傳、動員不便及投票不便而降低投票意願，通不過五十七萬票門檻！
反正對一個政治浪子及痞子而言，縱然過去有七位立委罷免案成立（包括一九九四年贊成核四興建而被反核團體提案罷免的韓國瑜等人、二O一五年太陽花學運「割闌尾」最接近通過罷免門檻的蔡正元），卻沒有一位投票通過，這就表示「罷韓民意並不可畏」。既然韓國瑜擔任立委都沒被罷掉，擔任「行政權在握」的直轄市長不是更可「公然對做」「能奈我何」嗎？
問題是，被罷免者絕對不容阻撓罷免行動，以市府團隊之力「公然對做」。依據公職人員選罷法，立委、直轄市長等選舉罷免，都由中央選委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及縣市選委會辦理。如此，當中央選委會要求比照市長選舉設投票所時，高市府可借防疫為由，限制學校出借嗎？當高市選委會表示已訂定防疫計劃，各區公所會確保投票人及師生健康，且多數區公所均表示學校內應設兩個以上投票所時，特別在疫情趨緩、台灣防疫已成「世界典範」時，市府團隊可以拒絕配合嗎？（雖然中央選委會日前終於「借到」全數投開票所，但仍需注意韓陣營後續「小動作」！）
高市府這種既違抗中央指示，又對公民行使罷免權百般阻撓，又逃避議會監督，全屬違法失職。媒體投書《罷韓有理 欲罷不能》就指韓市府「對罷韓看板一再火速拆除，理由是違法設立，但罷韓看板隔壁諸多違法看板卻不動如山，市民會認同此等執法標準？」市府「以防疫為由降低學校設投開票所數量，真正目的乃在增加投票不便性，企圖降低投票率。如果真要降低疫情風險，不是應開放更多教室，以分散人流嗎？」而韓國瑜「隔了二〇一天才再進議會，其他五都市長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公然逃避市民監督。就是疫情期間，其他五都議會還不是照開，唯獨高市繼續關門！」
如此漠視民意，其結果必然像另一篇媒體投書《不要漠視「整組換掉」的罷韓決心》指出的，「整個市府團隊已淪為一味保韓的行政機器，失能失德、屢踩法律和行政紅缐。」「韓及市府團隊選擇站在民主自由和市民主義的對立面，只會更激發高雄市民罷韓整組換掉的決心和行動力！」
總之，被罷免者如果可以倚恃手上「行政權在握」而多方阻撓罷免行動，那罷免權的公平性在哪裡？罷免案豈不成了「與虎謀皮」？因此，儘管妨害公民權利行使並非無法可辦，一些有識之士仍然建議，若有法源，得以在罷免案成立後先將該民選首長停職，派人暫代，等待罷免結果出爐，被罷免者「球員兼裁判」的弊病就可防止。這確是一個「第三波民主」國家邁向成熟民主的重要一步！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