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目前很難判斷將如何影響長期經濟，但在群體免疫和疫苗出現之前，維持國家不要垮掉的能力，顯然能帶來巨大的短期經濟優勢，甚至可能演變成長期優勢。亞洲國家已經證明，某些方法的確可以控制疫情，而這套方法全球都該學習。
每個國家或許都曾有盛極之時。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就是1980至1990年代的明星，因成功的出口導向政策與製造能力而以「亞洲四小龍」名震天下。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個稱號逐漸乏人問津，緊接著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這5顆新興市場「金磚」（BRICS）以激增的國內需求與大宗物資出口取代了製造業，創造了大量財富，奪得國際鎂光燈。
但武漢肺炎開啟了另一個新紀元，雖然各國都希望疫情自然消退、商業恢復正常，但看來似乎不太可能，光是疫苗出現至少就得等上一年。
目前還不確定西方先進國家最後是要把這種病毒當成每隔幾季就死灰復燃的流感一樣對待，還是要無限期地繼續關閉主要經濟引擎。但無論是哪種結果，都會重創它們的國際地位。至於發展中國家更有許多地方將直接毀滅。
防疫如同滅火 多撐一時是一時
但還是有數個國家成功地逃開這兩種悲劇。事實證明，一度黯淡的亞洲四小龍如今再次備受矚目。這四小龍成功反擊的秘訣，可能就在高中數學課的指數函數裡，而且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借鏡。數學不是科學，但它顯示所有控制疫情的方法都屬於以下三種策略之一，大部分國家都在使用前兩種，只有這些亞洲國家成功用出了第三種。
疾病傳染的機制與絕大部分的金融都不同。金融界幾乎所有的數字都是某種比例，而且相當重視人均數字，但這兩者在思考疫情時都沒什麼用。除非能完全封鎖受感染的地區，否則疫情總有一天會擴及全世界。另一方面，大部分銀行家唯一看過的指數曲線就是複利，而且複利注定會受破產的限制，但感染人數卻可以指數式暴增。
在推估疫情時，唯一重要的參考點是目前的感染人數。今天新增的病例數量與昨天的既有病例數量之間呈指數關係，每一種疾病在某個地方的傳染數（Reproduction Number, R）都恆定，武漢肺炎的R是2至3，每個感染者平均把病傳染給2至3個人。
在達到群體免疫之前，族群的大小沒有任何意義。群體免疫是指某個群體中有夠多人獲得免疫力，讓疾病傳到一半就無處可傳，結果那些尚未免疫的人也不會得病。這是討論武漢肺炎長期影響的關鍵之一，也是英國在改弦易轍之前的防疫理論基礎，不過這種策略會讓社會在達成群體免疫之前哀鴻遍野，而且如何確定群體免疫是否達成，以及群體免疫可以持續多久也都是問號。
以下的簡單模型沒有考慮這些因子，因此有待進一步驗證。但總之防疫跟滅火很像，能多撐一秒就算一秒，而且今天不做明天一定會後悔。
優先採取防堵策略 爭取時間打造其他防禦機制
遇到災難，最直觀的思維就是防堵。大部分國家推出的第一項政策都是限制入境，這種作法初期可能有用，但除非你能100%防止病原進入，否則疫情遲早還是會爆發。
數學的對數圖可以清楚顯示這種策略的原理〔見圖1〕。X軸是時間，圖1右圖的Y軸是感染者的對數。碰到像疫情這種指數成長的函數，對數圖相當好用，在圖中如果看到朝向右上的直線，就表示增長率穩定不變。對數圖也顯示，直接減少感染人數，與將整條線往右移的結果是一樣的。所有防疫成功的亞洲國家一開始都立刻採取防堵策略，爭取了更多的時間；但這種作法本身只是拖字訣，它們後來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以這段時間打造了其他防禦機制。
保持社交距離、關閉商家 減緩確診增加速度
下一個比較長期的方法，就是最近幾周很紅的「壓平感染曲線」（flattenthecurve）〔見圖2〕。許多因子都會影響疾病的傳播速度，有些因子是刻意的行為，有些是潛在條件。某些文化習慣會影響傳播速度，例如義大利人見面親臉頰的習俗，以及西方人普遍的握手習慣，都可能加速疫情擴散。至於人口密度雖然有影響，但效力可能比預想的低，畢竟鄉下人也需要社交。
很多會影響經濟的政策，例如「保持社交距離」以及關閉商家等，都是為了降低這些因子。這些方法可以減緩病例增加的速度，給醫院喘息空間。傳播率一旦下降，就會有足夠時間擴大醫療能力、等待新療法問世。
在數學上，這些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想要旋轉曲線，設法讓斜率變成負的（轉到X軸的下面），改變疫情的發展方向。不過即使任務完成，只要政策中止，斜率就會重新轉正，感染人數再次爆發。哈佛公衛學院傳染病動力學中心的Marc Lipsitch與Yonatan Grad就說：「病毒不會記得自己以前被壓制過，限制一旦解除，它們就捲土重來。」
這類政策還會因為執行細節，例如一般人與身體不適但未確診的人是否需要不同的隔離規則，而影響經濟與防疫效果。但無論如何，為了日後的經濟著想，防疫政策從明年開始勢必得再改進。而且半吊子的措施會弄巧成拙：「它們會造成傷害，必須付出高額代價，也未必能根絕社區傳播。」
有幾個亞洲國家非常成功地調查了每個案例各自如何患病。這種方法無法靠一、兩個新案例去修正策略，但能集中火力處理高危險區域，並讓大部分的人民維持正常生活。但重要的是，如果前兩種方法沒有成功實施，這種方法不會有效；而且如果未發現的感染者過多（新加坡最近就是這樣），有時候甚至必須恢復圍堵，才能有效追蹤感染者。
它最終的目標是降低感染者數量，力求完全消失。只要將感染控制在特定範圍，感染數就不會繼續指數上升，這一期的病例量將不再決定下一期的新病例量。數量與時間之間的關係一旦改變，對數圖立刻一覽無遺〔見圖3〕。
控制疫情走向關鍵：政府主導＋新興醫療技術
這些亞洲國家究竟如何逆轉局勢，既控制疫情的走向，又將傳播限制在特定區域內的呢？答案跟新興的醫療技術產業有很大關係。台灣統整各種資訊來源找出可能的帶原者，強迫檢驗之後如果染疫就要求他們隔離。新加坡開發了一款程式，在使用者同意之下用藍牙追蹤他們的行蹤；南韓實施大規模檢驗，因此雖然持續有社區傳播，陽性率依然維持在2%左右。
這些國家的成功的確有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導，某種程度上，這表示過去的「亞洲發展模式」，也就是許多西方國家都不喜歡的政府干預資金流動的模式，如今正捲土重來，干預的目標則從資金流動轉為資訊流動。但其實這些國家的成功還有另一個原因，國際媒體很喜歡渲染亞洲制度的異國風情以及中國文化的影響，卻很少注意到個人與公民社會積極參與的效果。
很多學校、醫院，以及疫情傳播的關鍵環節都在政府發布指示之前就先做防範，在前期成功控制了疫情擴散。例如最反諷的香港，就因為之前持續好幾個月的動亂而習慣不等政府行動，自己解決問題。甚至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明明在公開場合戴口罩仍是違法的，大家卻都戴上口罩。
即使是中國這種威權國家，也不會完全仰賴由上而下的命令。過去幾個月內最神奇的照片之一，就是中國的村民自己輪流站崗，用自製的工具阻止外人進村。反而是政府需要上級指示才能行動的限制，讓中國在12月到1月的關鍵幾周內因為政治氛圍尚未確立，而無法即時展開防疫。因為防疫不及而丟官的武漢市長周先旺就說，在北京當局批准前，他不能解釋為何當初慢半拍。這顯然與他的個人利益有關，但理由應該夠可信。
目前依然很難判斷武漢肺炎將如何影響長期經濟，該病的研究、封城的政治意願與實施成效、次級金融市場、供應鏈、地緣政治，以及許多不確定因子都會有關係。但在群體免疫和疫苗出現之前，維持國家不要垮掉的能力，顯然能帶來巨大的短期經濟優勢，甚至可能演變成長期優勢。這些亞洲國家已經證明，某套方法的確可以控制疫情指數傳播，這套方法全球都該學習。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