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視同作戰」的氛圍為各國政府領導人闢出擴權捷徑，歐美先進國家陷入抗疫和民權的兩難，遑論民主體制尚未穩固的第三世界國家。縱容警察暴力、鉗制新聞媒體、打擊異議人士等現象在多國上演，薩爾瓦多總統更大剌剌宣稱這是「美好的獨裁」。
「政府頒布法令禁止人們走出家門，否則予以逮捕，這是法西斯。民主不能這樣，自由不能這樣。」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日前在一場會議上大發雷霆，甚至粗口不斷。當然，美國不是威權體制國家，馬斯克不是民權運動領袖，「就地避難」禁令是要壓制武漢病毒疫情而非示威抗議。
馬斯克表面上為捍衛民權、自由大聲疾呼，但人盡皆知他真正在意的是肺炎疫情影響公司營收，而且他是在社群網站散播疫情假訊息的慣犯。儘管如此，馬斯克的發飆仍然凸顯武漢肺炎無心插柳，讓歐美先進民主國家陷入抗瘟疫／保民權的兩難。
印度穆斯林成「病毒聖戰」犧牲品
先進民主國家如此，遑論民主體制尚未穩固或者仍在轉型的第三世界國家。目前全球約有八十多個國家為因應疫情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ＵＮＨＣＨＲ）、智利前總統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上星期警告，一種「惡質的封鎖文化」（toxic lockdown culture）正在蔓延，許多國家以抗疫為名祭出的封鎖措施，罔顧「理由正當、形式合理、時間限定」（justifiable, reasonable and time-limited）三個原則，剝奪公民權益、縱容警察暴力、鉗制新聞媒體、打擊異議人士、迫害少數族裔。巴舍萊大聲疾呼，各國面臨的威脅「是病毒，不是人民」。
到底哪些國家在幹這種暗渡陳倉的勾當？聯合國官員對《路透社》（Reuters）透露了一份十五國名單：奈及利亞、肯亞、南非、菲律賓、斯里蘭卡、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共和國、秘魯、宏都拉斯、約旦、摩洛哥、柬埔寨、烏茲別克、伊朗、匈牙利。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向來以「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killings）的鐵腕自豪，三月迄今以違反宵禁的罪名逮捕了十二萬人。肯亞與南非都出現嚴重的警察暴力。玻利維亞政府以打擊「假新聞」為名，立法壓制新聞媒體與反對陣營。
印度主政的人民黨（ＢＪＰ）鼓吹「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不遺餘力，疫情升溫之後，約兩億穆斯林被指控「利用新冠病毒發動聖戰（jihad）」，成了代罪羔羊與仇恨犯罪的犧牲品。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Sinhalese）與泰米爾人（Tamils）兩大民族長期敵對，當局宣布緊急狀態之後，已逮捕近兩萬七千人。
南韓經驗凸顯數位防疫重要性
台灣在中美洲的前友邦薩爾瓦多，民粹色彩強烈的總統布格磊（Nayib Bukele）利用武漢肺炎疫情宣布緊急狀態，強力打擊犯罪。的確，薩爾瓦多是全球犯罪率、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布格磊的作為進一步削弱了法治精神與司法體系，到最後恐怕會既無法治本也無法治標。
「防疫視同作戰」的氛圍為各國政府領導人闢出擴權的捷徑。問題是，疫情終究會平息，但政府擴權之後會縮手嗎？如虎添翼的領導人會卸掉那對翅膀嗎？對於反對黨批評他擴權，布格磊大剌剌宣稱這是「美好的獨裁」（Que bonita dictadura）。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更是「深謀遠慮」，三月底讓國會通過法案，國家進入「無限期延長的緊急狀態」，這段期間由他「法令統治」（rule by decree），獨斷獨行，完全擺脫國會的監督，何時結束由他決定。
另一方面，武漢肺炎不會是人類的最後一場大流行瘟疫，但卻可能帶來最珍貴的教訓：當新病毒威脅浮現，各國政府必須「下手要重、出手要早」（go hard and go early）。為了遏阻疫情全面爆發，限制公民行動自由、強制病患隔離篩檢、追蹤個人接觸資料都有其正當性，數位科技與智慧型裝置在這方面尤其重要，南韓、新加坡、以色列與台灣都做了示範。
澳洲政府上個月底發布一支個人接觸追蹤程式CovidSafe，短短兩天超過兩百萬人下載。CovidSafe利用藍牙技術，如果使用者確診武漢肺炎，所有曾經與他在一．五公尺之內接觸超過十五分鐘的其他使用者都會收到通知。澳洲政府也會知道，但承諾資料絕不外流，日後也會刪除。當然，政府承諾薄如紙，澳洲的公民團體會進行嚴格監督。
自由民主體制仍是抗疫典範
武漢肺炎疫情平息之後，公民權利與公衛需求還會有一場漫長的拉鋸戰；前者勢必要對後者做出一些讓步。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這樣的讓步不會是徹底投降，不會是掌權者說了算，我們有容納反對黨的國會、有獨立運作的司法機構、有監督政府的新聞媒體、有蓬勃發展的公民團體、有示威抗議的權利。來到「後武漢肺炎時代」，自由民主體制將更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