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社會早有端倪
即使在反送中示威爆發之前，香港社會的心理健康就已亮起紅燈，主要因素包括高到誇張的房價、強烈的升學主義與極長的工時等等。港大精神科臨床助理教授陳喆燁（Sherry Kit Wa Chan）2018年研究指出，在香港，每六個人就有一個患有焦慮、抑鬱等身心症狀。但因為被視為禁忌，相關問題往往被掩蓋起來，直到2015年開始，香港接連發生多起中學生自殺案件，大眾才逐漸正視這個問題，呼籲開放更多討論和修正。
「學校沒有相關的教育，除非你已經出現症狀，然後老師想帶你去看醫生，」分析師邱艾文說：「只有當學生崩潰時，他們才會發現孩子們承受太多壓力。」
香港重視升學，加上人口稠密、競爭激烈，父母往往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煩惱如何搶占資源，例如搶著進入優秀的幼稚園、要求孩子課餘時間塞滿才藝課程等等。日益僵固的階級流動以及稀缺的工作機會，也讓香港年輕世代更有壓力。
但這些因素都比不上缺乏教育來得嚴重，社會對精神疾病避而不談，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迷思和誤解難以破除，甚至認為得到精神疾病是「個人選擇」或是「意志力的問題」。
雷迪指出：「人們認為沒有灰色地帶，你要嘛是健康的，要嘛就是『壞了』……大家是以二元論而非光譜來看待。精神疾病被視為軟弱的象徵。」
梁卡門補充，這也和文化有關，例如香港人認為不應該讓自己的苦痛成為他人的負擔，而且相信應該以好的態度默默承擔艱難挑戰，這些想法都讓香港人更不願求助。許多撥給撒馬利亞會的人都說，他們不敢向身邊人說出困難之處，就是擔心遭受歧視或排斥。
疫情讓人們敢於分享痛苦
然而，一切情形已經開始改變。根據香港政府2020年財政預算，當局似乎終於開始重視心理健康這一塊，特別寫出「在相關局處提供足夠資源，以支持民眾免於精神壓力之苦」，雖然文內並未特別寫出會提供哪些資源。
在民間，人們似乎也比過去更願意談論心情，Mind HK的網站流量暴增，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搜尋和服務也不斷升高，可能是因為難得有這麼一段時期，整個城市、甚至全世界，都在承受相同的煎熬。
「我想，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共同經驗，感到焦慮或憂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大家都這麼覺得。」雷迪說，他不知道這種改善會不會因為疫情趨緩而減少，因為過去
「至少他們現在會開口了，現在需要大家一起讓對話繼續下去，」雷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