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將至，香港去年歷經長達半年以上的反送中示威，又遭逢新冠肺炎疫情搗亂，經濟停滯將近一年，創傷、焦慮已經深深烙印在多數人心底，研究警告，香港民眾正在忍受大規模的心理健康危機。
2019年年底，遍及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反送中」示威活動漸有平息趨勢。但不到幾星期，中國出現了後來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經導致350萬人感染、至少25萬人死亡。CNN報導，因為很早開始實施嚴格的邊境管制和隔離措施，香港目前僅有1000多例確診案例，但香港早已筋疲力盡，也引發醫學專家擔憂的心理危機。
四成人口患症狀 汙名化致黑數更多
香港大學三月至四月的心理健康研究發現，超過40%答卷者出現焦慮、抑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甚至上述三者混和等症狀。CNN指出，實際數字可能更高，精神疾病在香港汙名化程度嚴重，而且缺乏相關議題的普及教育，香港民眾往往不願談論或不情願自我揭露，可能導致更多黑數。
25歲的金融分析師邱艾文（Alvin Yau，音譯）說，他陷入長期失眠、焦慮，嚴重到有時走在大街就潸然淚下。「我覺得生理跟心理都很累，」邱艾文說：「去過示威會覺得很累。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示威了，沒有生理上的壓力，但心理還是一樣感到絕望。」
2019年長達半年餘的示威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場景，在香港其實極為罕見。從七月開始，警方與民眾幾乎每個周末都掀起暴力衝突；大批示威者在街上、校園內以雜物築起路障和堡壘，丟擲磚頭、石頭等行為波及社區；警察大量使用催淚彈、棍棒和橡膠子彈為手段驅趕示威者，並傳出嚴重濫用暴力執法的疑雲。除了警民對立，支持港府的民眾與示威者也常常發生衝突。
但傷害不僅止於暴力，整個社會全部捲入其中，例如旅客止步，觀光業與經濟大受衝擊；常民生活受到干擾；以及因為世代觀念差異，許多家人親友都反目成仇，撕裂人際關係。
港大1月刊登於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胳針》（Lancet）的研究指出，與2014年「佔中運動」後相比，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在港盛行率上升至6倍之多。2015年3月測量時盛行率只有5%，2019年9月至11月間卻飆至32%。患有PTSD症狀的成人多達190萬人，而香港總人口僅約740萬人。
此外，「極可能罹患憂鬱症」（probable depression）的成人約佔11%，與深受武裝衝突或恐怖攻擊影響的區域盛行率相當。該研究稱：「（香港）每五人就有一人罹患憂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可比那些生活在武裝衝突、大規模天災或恐怖攻擊之下的人們。」
PTSD多數是因為直接經歷、親眼目睹或甚至聽聞親友遭遇的駭人事件，例如兇殺、戰爭、性暴力等，因而導致失眠、噩夢、嚴重焦慮、情感麻木及回憶閃現等多種身心煎熬。
經濟打擊慘 雪上加霜
兩場性質迥異的危機之間，最大共通點就是重創經濟發展。長達6個月的示威造成旅客卻步、死傷頻傳，重挫了觀光業、航空業和醫療機構；新冠疫情不僅讓這兩個產業的衝擊加劇，也引發更多減薪、裁員與凍結招聘計劃。
23歲青年攝影師馬克（Mark，匿名）告訴CNN，新冠疫情爆發後他的收入銳減一半。感嘆：「如果收入比平常少，怎麼能期待人們付出同等的帳單？」
新冠疫情迫使全球好幾億人關在家裡，忍受經濟失衡、孤獨和無聊的的多重壓力，但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雪上加霜。關注精神健康的「Mind HK」基金會執行長雷迪（Hannah Reidy）形容，若人類精神的韌性與處理難關的能力可以用籃子來量化，屬於香港的「籃子」早在大流行之前就已滿溢出來。
「香港人的籃子本來就已經滿了，我們並非從0開始，」雷迪說。
防自殺熱線 來電者原因轉變
關注自殺問題的香港撒馬利亞會（The Samaritans），設有24小時全年無休的熱線電話供有自殺念頭者求助，基金會執行長梁卡門（Karman Leung，音譯）表示，接收人們的焦慮情緒對志工而言是常態，但他們近來發現，人們打來求助的原因有了明顯轉變。梁卡門說：「愈來愈多人說他們需要申請社會福利救助。」
梁卡門指出，很多求助者說他們失業了，而且原本就已在為了生活掙扎。她說：「他們去年好不容易保住了工作，結果今年剛開始還是失業了。」
她也發現，因為此波疫情，許多人也因此回憶起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當年香港死亡人數達到280人，是全球比例最高的重災區，這次的新冠病毒（SARS-CoV-2）又與SARS病毒同類，人們很難不聯想在一起。梁卡門說：「有些人曾有親人染上SARS，這次疫情無法不擔憂。」
打電話給撒馬利亞會的人，從中學生到住在安養院的老年人都有，不分年齡層都有抑鬱、焦慮和強迫症（OCD）等問題困擾。年輕學生經濟壓力較小，但也有升學壓力；社交距離與居家辦公等政策之下，許多人被迫與支持網絡減少接觸，因此孤立無援。大眾關在家裡整天盯著新聞，關注一蹶不振10個月的經濟，以及岌岌可危的醫療，很難不令人沮喪。
「當我們跟他們（來電者）談到發生了什麼事，無論他們如何提到去年的事，很明顯都已經痛苦很長一段時間了，」梁卡門說。
壓抑社會早有端倪
即使在反送中示威爆發之前，香港社會的心理健康就已亮起紅燈，主要因素包括高到誇張的房價、強烈的升學主義與極長的工時等等。港大精神科臨床助理教授陳喆燁（Sherry Kit Wa Chan）2018年研究指出，在香港，每六個人就有一個患有焦慮、抑鬱等身心症狀。但因為被視為禁忌，相關問題往往被掩蓋起來，直到2015年開始，香港接連發生多起中學生自殺案件，大眾才逐漸正視這個問題，呼籲開放更多討論和修正。
「學校沒有相關的教育，除非你已經出現症狀，然後老師想帶你去看醫生，」分析師邱艾文說：「只有當學生崩潰時，他們才會發現孩子們承受太多壓力。」
香港重視升學，加上人口稠密、競爭激烈，父母往往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煩惱如何搶占資源，例如搶著進入優秀的幼稚園、要求孩子課餘時間塞滿才藝課程等等。日益僵固的階級流動以及稀缺的工作機會，也讓香港年輕世代更有壓力。
但這些因素都比不上缺乏教育來得嚴重，社會對精神疾病避而不談，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迷思和誤解難以破除，甚至認為得到精神疾病是「個人選擇」或是「意志力的問題」。
雷迪指出：「人們認為沒有灰色地帶，你要嘛是健康的，要嘛就是『壞了』……大家是以二元論而非光譜來看待。精神疾病被視為軟弱的象徵。」
梁卡門補充，這也和文化有關，例如香港人認為不應該讓自己的苦痛成為他人的負擔，而且相信應該以好的態度默默承擔艱難挑戰，這些想法都讓香港人更不願求助。許多撥給撒馬利亞會的人都說，他們不敢向身邊人說出困難之處，就是擔心遭受歧視或排斥。
疫情讓人們敢於分享痛苦
然而，一切情形已經開始改變。根據香港政府2020年財政預算，當局似乎終於開始重視心理健康這一塊，特別寫出「在相關局處提供足夠資源，以支持民眾免於精神壓力之苦」，雖然文內並未特別寫出會提供哪些資源。
在民間，人們似乎也比過去更願意談論心情，Mind HK的網站流量暴增，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搜尋和服務也不斷升高，可能是因為難得有這麼一段時期，整個城市、甚至全世界，都在承受相同的煎熬。
「我想，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共同經驗，感到焦慮或憂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大家都這麼覺得。」雷迪說，他不知道這種改善會不會因為疫情趨緩而減少，因為過去
「至少他們現在會開口了，現在需要大家一起讓對話繼續下去，」雷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