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序曲,一切從這裡開始:《憤怒與希望》選摘(2)

2020-05-20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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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雖然過去十年已有許多社運為這類新型社會運動開了先例,但這類運動發展較完全的例子依然始於突尼西亞與冰島。圖為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AP)

作者指出,雖然過去十年已有許多社運為這類新型社會運動開了先例,但這類運動發展較完全的例子依然始於突尼西亞與冰島。圖為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AP)

突尼西亞與冰島有什麼共通點?完全沒有。然而,在2009至11年間,兩國都因為人民暴動而經歷政府改組,成為動搖阿拉伯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挑戰歐美政治制度社運的參考對象。2011年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中,數千名民眾修改了近年來阿拉伯世界社會動員的主流口號「伊斯蘭才是出路」(Islam is the solution),在口中高喊「突尼西亞才是出路」(Tunisia is the solution),因為突尼西亞人推翻了本・阿里(Ben Ali)的獨裁政府。經過長達數週的草根運動,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終於被推翻;本・阿里在1月14日逃離自己的國家。同年5月,當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as)決定要占領全國各大城市的主要廣場駐紮時,參與者同樣喊出「冰島才是出路」(Iceland is the solution)的口號。2011年9月17日,紐約民眾占領華爾街周邊的公共空間時,以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命名他們的第一個營地,而占領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廣場(Catalunya Square)的抗議者也選擇同樣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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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上述運動背後的文化、經濟,與制度有著巨大的差異,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人們認為彼此的反抗經驗有共同點?簡單來說,這些運動中的人民都覺得自己獲得了力量。這種賦權(empowerment),最初源於人民對於政府與政治菁英的厭惡(無論是獨裁的制度,還是人民眼中有名無實的民主)。在人民看見金融菁英與政治菁英彼此勾結,更激起心中的怒火。後來又發生一些忍無可忍的事件,讓人民的巨大情緒爆發而出,人們在虛擬空間的網絡中彼此連結,在實體街頭建立社群,藉此團結起來克服恐懼,讓運動得以發生。

此外,突尼西亞和冰島的社會運動,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催生出確實的政治變革以及嶄新的公民文化,證實社會運動確實可以實現抗議群眾的某些關鍵訴求。因此,值得在此簡略分析這兩個國家的變革過程,挖掘出其中有哪些社會變革的種子藉由希望之風散播到其他不同的社會,有些在新的社會與價值體系中萌芽,有些則因驚動國家機器,遭受壓抑而窒息。掌握國家機器的當權者,最初對這些種子感到訝異,後來轉為害怕,最後更發出警報呼籲世界各地政府共同採取行動,預防這類變革發生。年輕一輩的社運活動者,在自主交流與組織的過程中發現政治變革的新途徑,不再被企業與政界使用的傳統方法所掌控。雖然過去十年已有許多社運為這類新型社會運動開了先例(尤其是2004年的西班牙與2009年的伊朗),但我們可以說這類運動發展較完全的例子,依然始於突尼西亞與冰島。

突尼西亞:「自由與尊嚴的革命」

這場運動始於一個最不可能發生的地點:突尼西亞中部的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這個貧困的小鎮位於首府突尼斯(Tunis)南方,鎮內有四萬居民。當地的二十六歲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已在歷史上刻下他的名字,成為改變阿拉伯世界命運的人物。他拒絕行賄當地警方之後,屢次被警方沒收販賣的蔬果,覺得備受屈辱。2010年12月17日上午11點半多,布瓦吉吉的貨物再次被警察沒收,一個小時後,他在一棟政府大樓前自焚,做出最終抗議。獨裁者本.阿里將他送往突尼斯的醫院,試圖平息民眾的怒火。2011年1月3日,布瓦吉吉在院中去世。事實上,在布瓦吉吉自焚幾小時之後,數百位曾經受到類似羞辱的年輕人,聚集在同一棟大樓前抗議。布瓦吉吉的堂兄阿里(Ali)錄下這段抗議過程,上傳到網際網絡。其他具有象徵意義的自殺與自殺未遂事件,更是點燃年輕人的怒火,激起他們的勇氣。

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點燃中東民主浪潮,至今仍是唯一在民主轉型上稍有成就的國家。(AP)
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點燃中東民主浪潮,至今仍是唯一在民主轉型上稍有成就的國家。(AP)

於是,短短幾天之內,全國各省開始出現自發性的示威活動,隔年1月初蔓延到首都。警方的殘暴鎮壓造成至少一百四十七人死亡,數百人受傷。2011年1月12日,突尼西亞武裝部隊參謀長安瑪爾將軍(Rachid Ammar)拒絕向抗議者開火,即刻被政府解職。2011年1月14日,獨裁者本・阿里帶著家人逃離突尼西亞,往沙烏地阿拉伯尋求庇護。由於本・阿里在1987年上臺後最緊密的盟友法國不再提供援助,只好轉向沙烏地阿拉伯尋求庇護。本・阿里讓他的外國金援者相當難堪,並迫使他們在既有突尼西亞政權中找到一個可以代替他的政治菁英。然而,群眾抗議並沒有因為這場勝利而平息,反而受到激勵,要求撤換該政權的所有行政長官、開放政治自由與新聞自由,並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真正的民主選舉。他們對所有上位者高喊「滾出去!滾出去!」(Degage! Degage!),要求腐敗的政客、金融投機客、殘暴的警察與唯命是從的媒體消失。

抗議與警察打人的影像在網際網絡上擴散,同時全國各城市都在呼籲民眾站上街頭與廣場,從中西部省分開始,蔓延到首府突尼斯。那些在臉書、YouTube、推特上的自由討論,和實體占領的街頭連結在一起,創造一個混合虛擬與現實的自由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是突尼西亞革命的重要特徵之一,並為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埋下了伏筆。在首都,出現了數百輛汽車集結而成的車隊。2011年1月22日,自由護衛車隊(Qâfilat al-hurriyya)從西迪布濟德與曼澤布扎艾欣(Menzel Bouzaiane)來到突尼斯市舊城區(Tunis Medina),要求臨時政府領袖穆罕默德・甘努奇(Mohamed Ghannouchi,該政府在人事與政策上顯然延續本・阿里政權的安排)辭職。

突尼西亞前總統本.阿里25歲舊照,當時還是年輕軍官。(info-tunisie.net / Public Domain)
突尼西亞人在示威遊行中推翻了前總統本・阿里的獨裁統治。圖為本・阿里25歲舊照,當時還是年輕軍官。(info-tunisie.net / Public Domain)

當天,抗議群眾占領了卡斯巴(Kasbah)中心的政府廣場(Place du Gouvernement),該國大部分政府部門都位於此,群眾的占領象徵了人民的力量。人們搭起帳篷、組織常設論壇,每天激烈地辯論到深夜,有時候一場討論甚至會持續兩週。他們錄下辯論過程,上傳到網際網絡。但他們與外界的溝通管道不單侷限於網際網絡。他們在廣場牆上貼滿阿拉伯文、法文、英文標語,希望其他國家能聽見他們爭取權利的呼聲與心願;他們反覆高頌著口號,高唱抗議歌曲,最常唱的歌詞,是國歌中最著名的「如果有一天人民想活下去,命運就必須給予回應」(Idhâ I-sha ‘bu yawman arâda I-hayât, fa-lâ budda an yastadjiba al-qadar)。在沒有人指揮的情況下,許多非正式組織自發擔起運送物資的任務,並訂立廣場辯論的基本規範:有禮、尊重、不可以大吼大叫、禁止長篇大論,讓每個人都有時間發表意見,以免排擠他人運用這個新生的言論自由的機會。抗議群眾自己組成一個柔性的監督網絡,確保人們尊重這些規則,並且保護營地免於暴力威脅,不受外界或內部人士的挑釁。過程中還是發生了警察暴力事件。警方曾將占領群眾數次驅離廣場,但民眾分別在2011年2月20日與4月1日再度回歸占領廣場。人們在廣場討論所有問題:拒絕腐敗的政府、落實真正的民主、建立新的選舉制度、捍衛地方自主權與反對中央集權;除此之外,也要求更多工作機會以及改善教育環境,因為大部分年輕示威群眾都是失業者。

而且由於本・阿里進行不正當交易的外交電報在維基解密(WikiLeaks)中曝光,抗議群眾也對他第二任妻子特拉貝西(Trabelsi)家族掌控該國政經大權一事感到憤怒;此外,還討論伊斯蘭信仰是否能在道德上制衡貪腐與濫權的問題。然而這並不是一場伊斯蘭社運。伊斯蘭主義(Islamist)的勢力在抗議群眾中相當強大,但這只是因為整個突尼西亞社會中原本就有大量民眾受到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傳統影響。在整場社運中,世俗主義(secularism,即政教分離)與伊斯蘭主義和平並存,沒有任何重大衝突。事實上,從參與社群的特質來看,這是一場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抗議群眾高舉國旗唱起國歌,要求建立合法政府,反對過去殖民強權(尤其是法國和美國)援助的非法政權侵占國家。它既不是伊斯蘭革命,也不是茉莉花革命(西方媒體不明就裡的給它取了這個詩意的名字,但其實這是本・阿里在1987年發動政變時最初的名字!)。用抗議群眾的話來說,這是一場「追求自由與尊嚴的革命」(Thawrat al-hurriya wa-I Karâma)。因為受到國家體制的羞辱而開始爭取自己的尊嚴,是讓民眾上街抗議的重要情感動力。

《憤怒與希望》立體書封。(南方家園 )
《憤怒與希望》立體書封。(南方家園 )

*作者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任職於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安能堡傳播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與社區規劃系所名譽教授、麻省理工學院與牛津大學客座教授、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榮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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