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新加坡光輝歲月大限將至的朋友會說，新加坡社會變得躁動，或與城市變得擠擁有關。新加坡政府向來著力令國家變得宜居，問題是，外來人口已成為國家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事實上，新加坡出生率之低，在世界之中也是名列前茅），在此情況下，新加坡政府也許功不抵過。隨著人口的增長，城市基建所承受的壓力倍增，新加坡鐵路故障頻頻已令民眾極度不滿。新加坡政府官員固然視擁有坐駕為精英身份象徵，但新加坡車價飛升，一般民眾都無力買車。社會磨擦隨鐵路列車乃至城市擠擁而生，在原已競爭激烈的新加坡社會中，民眾的壓力乃至躁動由此變得無以復加。
認為新加坡光輝歲月大限將至的朋友會說，新加坡社會的精神健康狀況令人擔心。新加坡社會——特別是年老與年輕一輩——的抑鬱症病患率乃至自殺率都名列亞洲前茅。據說，新加坡民眾的工時之長、睡眠時間之短同樣屬世界之冠。新加坡學生對失敗之恐懼程度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反映國家焦慮文化已深入社會骨髓，並足見官方論述之影響。官方宣揚的國家發展論述強調，國家處於競爭劇烈的國際環境之中，若要求存，便要抱持疑懼之心。久而久之，民眾受官方國家發展論述潛移默化的影響，耐性、善心、同情心、慷慨等文化特質都漸為新加坡社會所摒棄。即使仍有民眾擁有這些特質，他們仍會被譏為愚昧，或被指控懷有不軌政治企圖。
認為新加坡光輝歲月大限將至的朋友會說，新加坡貧富差距問題使得社會精神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能夠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狀況的新加坡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已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新加坡經濟發展倚重外來廉價移工，本土基層民眾的工資因而大受擠壓。外來精英之薪酬水平與國際接軌，不少國外超級富豪移居至新加坡，既擴大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亦增加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新加坡社會的入息中位數已然滯緩。對全球城市而言，貧富差距有增無減固然不是新事，但不應忘記，新加坡同時是全球城市與國族國家。在這個擠擁的城邦國家裡，於日常生活中，基層民眾頗易體察何謂貧富差距。
認為新加坡光輝歲月大限將至的朋友會說，新加坡的貧窮基層在湧現。年老一輩擔心他們無力應對退休生活，街上不乏依靠回收廢物賺取微薄收入的人，晚上街頭露宿者可達上千人。至為貧窮的新加坡基層可租住組屋單位，不過他們的生活處境卻變成反映不辛勤工作後果的警世寓言。這其實也呼應了政府對人性的理解——按政府觀點，社會基層或需援手，但他們仍需自力更生，否則他們難以脫離生活困境。按這種社會福利政策觀，政府需要優先處理的，是為佔多數的中產提供受補助的組屋、醫療、教育等共用品（public goods），貧窮的基層則需經歷漫長的申請程序才可得到公共援助。事實上，對貧窮基層而言，如此耗時，且不一定受理的公共援助申請其實只是無盡的受辱旅途，為此他們不一定會堅持申請。有一種頗為流行、且自鳴得意的說法指出，相較世界其他落後國家的境況，這些新加坡貧窮基層的生活處境仍不算最差。處於全球最為富裕與稠密的國家，一旦身為窮民，其心理壓力之大自不堪言，抱有同理心自是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