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新冠疫情前，艾爾多安的執政生涯也曾遭遇挑戰。為解決軍方干政的問題，其先是拉攏伊斯蘭領袖葛蘭（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再藉「民主改革」之機，暗中將軍隊在文官系統內的勢力連根拔起，同時架空多名高級將領實權，更在2016年以徹查政變的名目大行政治清洗，整肅範圍遍及學界、媒體界、司法界與軍界，導致有十幾萬名公務員、軍人與學者去職，軍方至此已成艾爾多安手下敗將。然而，2018年的里拉危機便沒這麼好應付。
在艾爾多安執掌國政的17年內，其推動低利率的經濟政策，同時輔以招攬外資、挹注基礎建設等措施，使得市場高速運轉，同時帶動土耳其經濟飛速成長，也讓自己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土耳其的經濟數據看似耀眼，卻暗藏內生危機。
首先，經濟過熱本就容易引發通膨、資產泡沫與經常賬赤字；此外，艾爾多安經濟學主打的並非只有低利率，還有政治對經濟的高強度介入。在艾爾多安執政期間，其以「央行不能特立獨行、無視總統」為由，屢屢插手金融體系，強迫央行隨自己的喜好降息，以配合政策並收買民心。此舉除會嚴重干預金融體系獨立外，也將令市場處於長期不自然的過熱狀態，這時倘若再出現點外部刺激，便容易引發不穩因素的連環爆。而經濟制裁恰好就是這類角色。
2018年，川普（Donald Trump）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升為兩倍，隨即導致里拉重貶20%，逼近崩盤。而市場的後續反應也恰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一發不可收拾：外債危機、債務違約接踵而至，通膨與失業率宛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將土耳其崛起與艾爾多安一同撞下神壇。
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舉行里拉危機後的首次地方大選，在全國81大省中，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雖仍維持多數統治，但只拿到39省的執政權，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許多；更被共和人民黨（CHP）連下三城，奪去伊斯坦堡、安卡拉與伊茲米爾的執政權。平心而論，土耳其人並非真對CHP有所期待，而是不滿艾爾多安的經濟表現，才將選票一股腦地灌給反對黨。
如今的土耳其，舊傷未癒，新傷又至；但疫情對艾爾多安威望的影響，仍是大勢未定、難分好壞。主因在於，疫情勢必帶來經濟蕭條，即便艾爾多安為保護經濟而避免硬性封城，依舊難挽旅遊業產值蒸發、里拉狂跌的事實，而疫後的高失業率與產業空洞，想必也會是場難纏的經濟硬仗；但同時，蘇丹也不是省油的燈，在判斷以上情勢後，艾爾多安決定先在內政與外交話語權上著力，好累積點政治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