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就在這多日平靜後，土耳其爆發疫情，但政府的反應仍有些不溫不火。3月12日，艾爾多安當局宣布關閉學校與體育場，但清真寺、電影院、咖啡館與巴札（市集）可繼續營業；儘管在確診數飆升後，其又下令關閉大部分公共場所，卻仍允許清真寺在週五聚禮以外的時間開放，法令也僅要求人民「自願隔離」，直至疫情近乎失控後，才終於施行封城策略。然而所謂「土耳其式封城」，卻又與他處有所不同。
避免經濟崩潰的亡羊補牢
4月10日星期五，距離公告首例確診不到一個月，土耳其的感染人數便已上升到47,029例、死亡也有1,006例。政府在慌亂之下，忽於當晚10點宣布，將在2小時後，於全國31省市實施48小時的「禁足令」，也就是在週末封城兩日。但無預警的封城令反而激發群眾恐慌，只見人民紛紛不顧社交距離，湧入市場與麵包店瘋搶物資，導致街市陷入一片混亂中，媒體還為此次封城取了個「麵包之亂」的渾名。
上述情景不僅突顯土國政府的決策不慎，也暴露其內心的深層隱憂：2018年里拉重貶後的經濟創傷。這塊軟肋，打從疫情爆發前便已存在，如今更處處掣肘土耳其的防疫舉措，使其難以大刀闊斧。以防疫初期為例，土耳其之所以會有限度地停飛、拒絕他國公民入境，為的便是不使經濟停擺，同時繼續保有觀光收入。故其雖一早就封鎖對伊邊境，並終止由伊朗飛往土耳其的班機，卻直到3月2日才拒絕伊朗公民入境，甚至在確診數高達5,000多例時，才於3月27日發布遲來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國際航班。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所謂「有限封城」。綜觀現下土耳其的封城思維，一是區分對象，二是講究時機。平日裡，只有20歲以下青年與65歲以上長者需遵守封城令，其餘人等可自由外出，餐廳如果提供外送服務便可營業，銀行業的上班時間縮短，建築業、工廠等幾乎不受封城影響；週末時，唯有實施48小時封城令的省市需全員居家。在土耳其政府的考量內，此般規劃一來可維持經濟運作，二來可有限度地避免長者與幼童遭受感染，減少高風險病患。
同樣的亡羊補牢之舉，也體現在土耳其的醫衛政策上。要避免疫情大規模擴散，若不全面封城停擺，就只能精準隔離已被感染者，好保護剩餘的人力資源。故土耳其一來加強病毒檢驗能力，二來提升口罩產能，三來精準管控隔離人口。
由數據觀之，從3月18日到3月25日，因試劑數量與檢測能力皆未到位，土故國的每日檢測次數約在2,000至5,000次左右；3月26日起，由於中國試劑輸入，增至每日7,000次。隨後本土產能漸顯，檢測密度已在4月10日後突破每日30,000次；4月15日開始，已可維持在每日篩檢40,000次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