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一直堅稱，英國殖民者在處理那場危機時有管理過失。1919年，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出版的一期《年輕的印度》中便對英國當局火力全開。
「在這麼可怕及災難性的傳染病流行面前，任何其他文明國家的政府都不會像印度政府這樣不作為，」其中的一篇社論寫道。
儘管「一戰」給世界留下了地緣政治的噩夢，但大流行給同樣也凸顯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1923年，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衛生組織（Health Organisation）。作為一個專門機構，衛生組織創造了新的國際傳染病控制系統，由醫學專業人士而非外交官負責，運作方式與當時已經存在的國際衛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相同。
世界衛生組織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立。
公共衛生進步
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傷害促進了公共衛生的進步，確切來說是社會醫學的發展。
1920年，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完全公共性集中式衛生系統的國家。其他國家很快紛紛效仿。
「許多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創建或改建了衛生部門，」斯賓尼寫道。
「這是大流行導致的直接結果，公共衛生官員們在大流行期間或是完全被排除在內閣會議之外，或是被迫請求其他部門給予更多資金和管轄權的支持。」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人類學家科爾（Jennifer Cole）認為，大流行和戰爭為世界許多地方撒下了福利國家的種子。
「由國家提供福利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因為有大量的人口變成了寡婦、孤兒及殘障人士，」她解釋稱。
封鎖與社交距離當時也起到作用
這是一個著名的雙城記的故事：1918年9月，美國各城市組織遊行宣傳戰爭債券，所得收入將被用於當時仍在進行的戰爭。
在西班牙流感開始抬頭的時候，其中兩個城市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費城繼續推行此前的計劃，而聖路易斯決定取消活動。
一個月後，費城有超過1萬人死於這場疾病，而聖路易斯的死亡人數低於700人。
這種反差成為應對傳染病時支持社交距離的一個例證。
一項針對1918年幾個美國城市干預措施的分析顯示，在那些早期禁止公共集會，關閉戲院、學校及教堂的城市，死亡率要低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