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引進「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著重以學生的學習成果作為評量依據，相關論述甚多在此就不贅述。然而「成果導向教育」有一重要內涵是「問責」（accountability），就字面而言，學生的學習成效，主管單位、學校、老師等一干關係人要能負起全責。案原文字典上的說明，「問責」不僅是負責，還要對所發生的事情能說清道白、提出清楚的解釋。例如，今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的數學滿級分超過1萬4千人創新高，雖然考題不是大考中心主任出的，但是無法提出清楚說明，也就辭職以示負責。然而，今年學測的數學、國文成績未達底標的人數也都超過1萬4千人，卻無從「問責」。
有專家表示，這次學測的數學題目偏簡單，可用國中學數學解題，但是數學低分群的比例並沒有降低，甚至還超過前幾年，這是甚麼情況呢？會不會是學生的基本能力就已經不足？因此順藤摸瓜看看「國中教育會考」（會考）的成果；108年會考數學有兩題非選題，據專家表示不須繁雜計算，只要國小程度的運算能力。但是兩題各有超過6萬5千人拿到0分，占全體考生30%以上。這還是在政府大力推動「減C」計畫後的表現。
甚麼是「減C」計畫呢？因為近年會考都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英文和數學的成績只有C，美其名是待加強，其實就是不及格。有些地方政府「減C」計畫受到中央獎勵，還召開記者會以展現政績。但是卻沒有人深入探討，為甚麼會有大批C等級學生出現？好像一群人體重超標，當局忙著幫大家減肥，卻不研究過胖的原因為何。教育部每年編列15億補救教學經費，卻不清楚學生在正常的學習下，為甚麼還需要補救？在學生基礎教育的9年時間裡，教師、學生都在幹啥呢？如果說數學、英文挑戰度本來就比較高，國中會考用注音符號寫作文的考生增多，這又是什麼情況呢？
統計學家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出身工程背景，他提出持續改善績效的「PDCA循環」：計畫（plan）、實施（do）、檢討（check）、行動（action），不僅是學習型組織成長的必要機制，幾乎是任何工作都離不開的原則。教育界前輩在多年前介紹PDCA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政府教育改革未經周詳規劃，就大張旗鼓貿然執行，不僅無法提升教育品質，反而製造更多問題。
教育評量不僅在於鑑定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科知識，評量的結果要能持續回饋教育現場，作為課程與教學改進的參考，否則評量就只是一個分數而已。按照「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的說明，會考的目的是為了解各學生學習狀況、確保教學品質，對學生的學力進行追蹤分析與診斷。但是不清楚追蹤分析與診斷是否真的有發生？已經成為常態的學生學習低成就之問題，是否有真實反映到《108課綱》？是否有改變教師專業發展？是否有轉化教學現場的生態？
事先計畫不周已導致事倍功半，針對問題又缺乏透徹的分析與改善，因此PDCA循環中少了檢討（check）、行動（action），結果就會有如蒙上眼睛拉磨的驢子原地打轉。每次談起學習低成就的學生，似乎成了歷史共業，不見學者、官員負起責任來，也不曾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或科技部深入探究並試圖解決問題。抱著「又不是我弄的」的心態，年復一年的蹉跎下去，要不是收集一些數據發表論文，要不然就是一個接一個的新政策來掩飾。無論是基測、會考，如今都只是另外一個聯考，何必賣羊頭的高喊「免試入學」？
據日本教育界前輩佐藤學教授的口述，他認為學生逃離學習的問題，是因為教師的教學有問題，而教師培育養成的問題，「問責」就是他自己這樣的教育學教授。因此他推動學習的革命，首先就是革自己命；走出學宮，深耕現場十餘年，走訪上千所學校，拿著攝影機進教室，不是拍攝老師教學，而是專注拍攝學生的表情，堅持找出問題，嘗試找出解決方案。幾經失敗而發展出「學習共同體」，提出教師要成為學習的專家。佐藤學沒有評鑑中心也沒有大數據專家在後面支持，他卻改變了教學現場，甚至撼動傳統教育思維。台灣的佐藤學在哪裡呢？
順便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請教一下，當年引進的成果導向一時蔚為風潮，幾乎成為全台灣大學系所評鑑的重要指標，甚至攸關大學校系所的生存。經過了那麼多年的「評鑑」，應該已經有不少所謂的成果，但是台灣的高等教育究竟有沒有變得更好呢？大學畢業生的能力是不是比之前更優秀呢？雖然高教評鑑中心從來沒有清楚交代，其實大家心裡也都有數吧！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