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之後，內定的行政院長林全前後找過我兩、三次，希望我接任「中華民國駐WTO大使」一職。第一次當面邀約，我說回去考慮一下，大約一週之後我以簡訊回覆婉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再打電話來，說大使擬聘名單要送上去了，他還是覺得我比較適合WTO，問我要不要再考慮。我的回答仍然是婉謝，這是第二次婉拒。再過了十幾天，開車時又接到林院長電話，他說大使名單與高層討論後只對WTO大使人選有意見，希望再來問我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詢問了。基於種種當時情境的考量，我是在非常特殊（或是完全不期待）的情況下做了「外交官」。順便一提：除了這個駐WTO大使一職，執政團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其他職務要約，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職務要求。台灣的一些媒體或媒體人喜歡「作文比賽」，我對於「毀人不倦」的「䶢金病」一向懶得理會。
我說對擔任外交官「並無期待」，完全沒有貶抑的意思，而是因為我的個性並不喜歡交際應酬，而在印象中，外交官總是免不了交際應酬。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有話直說」是朱某人的註冊商標，用英文描述就是blunt，某些議題說了直話更是有點不禮貌。對於學術界看不慣的咖，我平常連同場同框同桌都覺得彆扭，遑論與之「交際」？但是外交場合為了國家利益，哪裡容得了我任性？因此在剛接任大使的前幾個月裡，我幾乎是強迫自己耐著性子，做一些幾十年下來不喜歡做的事。三年之後回頭看，當時自己對於「外交」的理解恐怕失之粗淺，所以也趁這個機會，做些修正。
什麼是外交官的涵養？
什麼是「外交」，不需要我來定義；維基百科裡對於外交的歷史緣起、功能特色、正式與非正式外交、外交豁免等，都有詳盡的介紹。但是「外交是什麼」與「如何做好外交」，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我是經濟學研究者，算是熟悉國際經濟體系與經濟學理論；我做過科技首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了解科技發展與產業，也對台灣官僚體系的運作了然於心。但是如何將經濟學與科技產業的知識背景「融入」外交場域，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裡可以先說結論：我認為做好外交官，只有四個字，涵養、應變。仔細一點分析，應變又來自於涵養。所以外交官的本事，就是以「涵養」二字為根基。
可是這說了不是等於沒說嗎？「涵養」又是什麼呢？記得2000年總統大選辯論時，民間的提問代表黃崑巖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問各個候選人：「請問什麼是教養？」當時的幾位候選人都未能提供理想的回答。事後，黃教授應出版社之邀，寫了一本書《黃崑巖談教養》，至少給了一個他認可的答案。黃教授說，「教養如風」；我們很難描述「風」是什麼，但是風吹拂面，臨拂之人都能清楚感受。這有點像是孔子說的：君子之德風，風行草偃。教養難以名狀，但是一個人有沒有教養，「對方」一定感受得出來。
一般人的教養可能比較強調德性禮儀：應對進退之節、談吐做答之禮、會議互動之度等等。但是外交官所需要的涵養更強調知識面，才能在進退、談吐、會議時，尋找到合理合宜的理想切入點。外交是有布局主題、有戰略方向的，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清談殺時間。這些主題、方向，背後當然有其知識背景。如果外交官需要在某些議題上合縱連橫，則需要與合縱連橫的對象「談得上話」，甚至在某些議題中，找到自己國家與交涉對象國家之間的交集。這些都需要因地因時因勢因事的知識。沒有豐富的背景知識，絕對難以在應對進退之際讓對方感受到「拂風」。這種拂風的本事，就是我說的外交官涵養。
WTO大使需要什麼知識涵養？
在WTO這樣的多邊經貿場域做外交官，除了應對進退的禮儀，也需要兩種特殊的專業知識。其一，是國際經濟的運作邏輯與運作實況，諸如哪個國家向哪個區域進口出口哪些品項、哪些國家對於哪些進出口品項極為敏感、哪些國家在哪些產業有清楚的紅線政策、哪些國家善於走經貿遊戲的巧門等。這些，都是國際經濟的實然面、現況面。不明乎此，難以言之有物。
其二，是WTO這個多邊場域的運作規則，包括一般關稅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一般服務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補貼與反制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爭端解決（Dispute Settlements）規則等廿幾部協定，都是1994年依馬拉凱許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s）建立的框架內容，是建構WTO運作的遊戲規則。在WTO工作的外交官，當然要了解此地的遊戲規則。
WTO各國館員幾乎人手一冊前述廿幾部規則的彙編，同仁們稱它為「WTO聖經」，隨時帶在身邊。但由於世界經濟環境一直在改變，所以WTO會員總是在談判新的協定，希望在「舊約」聖經之外，還能逐步增修「新約」聖經內容。新約與舊約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有一則瑞士知名鐘錶的廣告詞說：To change the rules, you must first master them；意思是：你要先熟悉駕馭舊規則，才可能對規則做出有意義的改變，建構新規則。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邏輯，甚至認為這是庸才的通病。事實上，一旦某人想要master the rules，我認為十之八九他已經沒有改變規則的野性與衝勁。想要熟悉規則的人，通常再也難以改變規則。
靠廣泛閱讀，尋找改變契機
我的看法是：新的貿易規則來自於新的經貿環境。我們對於新經濟環境一定要先有充分了解，然後才有能力去彙整新規則。規則只是工具，要理解「將被新規則規範」的新環境，才是真正的關鍵。當然，這個新環境不只是經濟面，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互動與衝突，因此也需要了解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的局勢。
為了幫助自己迅速進入狀況，我自2016年起開始購買、閱讀一大堆的相關書籍。最早的兩本是The Misadventure of the Most Favored Nations與The Genesis of the GATT，他們與狹義的WTO規則及歷史背景有關。接下來是各式各樣的中英文包山包海雜書，包括The Wise Men、《大鴻溝》、《扭轉全球危機》、《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歐洲的心臟》、《棉花帝國》、《拯救資本主義》、Mission Failur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大查帳》、《蔣廷黻與蔣介石》、《數位革命》、《凱因斯對戰海耶克》、Amsterdam、《從漢城到燕京》、《血淚漁場》、《人類大命運》、《意外的國度》、《普丁的國家》、《中共攻台大解密》、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弱滋味》、《開瓶》、《四騎士主宰的未來》、《稀世珍釀》、《最後一次相遇》、《基本收入》、The Billion Dollar Spy、Ghost Fleet、《中國的亞洲夢》、《金錢密界》、《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我們人民，憲法根基》、Dealing with China、《黃禍》、《天才、瘋子與大字典家》、《巨龍的胎動》、《戰後台灣的歷史記憶》、《閃電擴張》、《最寒冷的冬天》、《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最低水果摘完之後》、Information Rules、《卑鄙的聖人──曹操》（十冊）、Who Rules the World?、《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余英時回憶錄》、《在風暴來臨前》、《拚經濟》、《逆風台灣》、《出賣中國》、《世界是這樣思考的》、《滾出中國》、《說理I》、《說理II》、《世界不平等報告》、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未來地圖》、Emissions Trading、《注定一戰》、《反轉地球暖化100招》、《黃金時代》、《雨》、《人工智慧在台灣》、The Shape of a Life、《拆哪》、Comparative Social Evolution ......，再加上五十餘冊紅酒漫畫《神之雫》，這些書之雜之多，真的是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約兩百多冊的書，我不是僅僅翻閱，而是一本本認真讀，並且每本寫下百餘字至八千字不等的書評，電傳WTO駐團所有同仁，然後將書籍捐出放置於圖書室，供同仁借閱。兩百餘冊書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用到外交部公務預算，其他都是我自己購買取得，捐贈給駐團。倒不是因為我來自學術界喜歡讀書，而是希望建構一個有專業知識涵養的團隊，如此才能擴大戰力。
讀書有助理解美中貿易衝突
讀這些雜書為什麼有助於外交工作的「涵養」呢？我講不出什麼絕對的道理。但是用幾個例子，應該就能清楚描繪。請注意：我不是要說「讀A這本書對於處理Z這件事有用、讀B書對於處理Y有用」。讀書不是為了「有用」而讀，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幾十年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名之為「不住相讀書」。不住相讀書，就自然而然能夠孕育涵養。
例一，Ghost Fleet是一本描寫未來美中軍事戰爭的小說。那是一場涉及電子偵測、飛彈導引、衛星偵查的科技戰，其中關鍵之一，就是中國在開戰之前十幾年，已經透過各種美國電子元件外包的機會，將間諜晶片（spyware）植入美國的衛星、通訊、控制、武器等設備。於是中國在開戰後一舉癱瘓美國的通訊作戰系統，美國只能挨打。美國後來能夠反擊的武器，只有「不用現代晶片」的傳統電磁砲。這部小說，加上Thucydides的《注定一戰》論、《中共攻台大解密》，你說，對於理解美中之間關於「華為」的鬥爭、科技的鬥爭、5G、6G的鬥爭，有沒有幫助？
例二，《金錢密界》是基於Panama Papers的資料所寫。表面上看，它只是揭發各個國家官商名人藏在海外的私房錢。但是書中也清楚描繪：像是蘇聯、中國這樣原本集體主義的非市場經濟，一旦往開放市場走，必然會產生諸多尋租（rent-seeking）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必然由原本掌握權力的黨、政高官裙帶取得。因此，許多公司雖然表面上看是私人的，其實卻是「普丁好友的」、「中國共產黨高幹的」，公司取得政府補貼易如反掌。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假民營」公司，我們怎能了解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運作？這些資訊與《世界不平等報告》相佐證，你說，是不是有助於我們對「非市場經濟」、「政府補貼」、「透明度」等WTO議題的了解？
例三，《血淚漁場》是台灣記者的深度報導、調查報導，記述台灣漁船公司招募東南亞漁工，出海遠洋捕魚，長時間處在「不人道對待漁工、剝削漁工」的邊緣。WTO場域目前正在漁業談判，涉及非法捕撈、漁業補貼、魚群耗竭等嚴肅課題。《血淚漁場》這些故事，加上兩年前歐盟給我們的黃牌制裁，你認為會不會對於我們的漁業談判立場，有相當幫助？
讀書能豐富與外國人的互動
例四，《說理》I與II談的是修辭學。作者整理出不少辯論的法則，配之以生活的應用，是我看過最活潑生動的修辭書。但是不只如此，這本書告訴我們自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以來，辯論與說服性演講就是政治外交場合正式訓練的一部分。因此，修辭與辯論不是「巧言令色鮮矣仁」的瑣碎角色，而是大開大闔的戰術運用。此外，在《蔣廷黻與蔣介石》、《卑鄙的聖人 -- 曹操》中也有外交官說理的精彩描述，不但要說服外國人，也要說服若干國內的笨蛋長官。你說，它對外交官有沒有用？
例五，《神之雫》漫畫五
十餘冊、林裕森所寫的《開瓶》、《弱滋味》、陳新民寫的《稀世珍釀》、楊子葆的《葡萄酒文化密碼》，都是在台灣赫赫有名的葡萄酒專書。在歐洲各地交際應酬，幾乎逢餐必飮，紅酒、白酒、香檳；不同葡萄品種、不同國家、不同產地、不同年份等資訊，龐雜卻也有軌跡可循。你說，外交官了解這些知識，是不是有助於其與外人之交際應酬？
例六，《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是以色列大文學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作品。其描寫的內容，是作者自幼至長的所見所聞、成長環境等。由於他的成長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與發展，讀此書就能體會、了解猶太人的苦難與愛恨情仇。一年前，我打電話約以色列大使吃飯，台、以兩國久無邦交，她的秘書本來狐疑詢問：要談什麼主題？我請秘書回覆：要聊聊奧茲，結果以國大使立刻答應，而且改成她請客。過去一年多，我儼然像是亞洲「頗能理解欣賞猶太文化」的少數朋友。此外，《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討論西方電影、《拆哪》談中國電影，你說，這些書對於了解與比較異地文化，有沒有幫助？
讀書有助尋找戰略切入點
例七，《數位革命》是25年前的老書了，由MIT媒體工作室的元老Nicholas Negroponte所寫。書雖然老，但是作者對於數位時代bits與atoms角色轉變的描述，仍然是今天WTO數位傳輸免稅（moratorium）的論述基礎。但是WTO的外交人員多年來「不識廬山真面目」，向來只想到bits傳輸之利，沒有考慮到bits在數位空間（cyberspace）居然也能產生貿易障礙。我們如果不讀懂數位革命的精髓，永遠不能了解規範實體空間貿易障礙的GATT為什麼已經不敷使用，也難以想像數位空間貿易障礙（cyberspace trade barriers）長什麼樣子。
以上這本書是早期的數位觀察，但是《四騎士主宰的未來》、《閃電擴張》、《人工智慧在台灣》、《未來地圖》、Information Rules則刻劃更多現在與未來的數位世界。在電子商務日益發達的時代，你說，這些書對於WTO的相關談判，有沒有用？
例八，《最寒冷的冬天》描述韓戰始末，從McArthur的誤判，到美軍反攻的浴血之戰。我們大概可以了解美國如何由韓戰、越戰逐漸體會George Kennan「圍堵」政策的極限。這樣的圍堵，是當年「地緣政治」下的思考，如今在科技戰、貿易戰、匯率戰、5G戰等非關地緣的新戰場，美國還能不能有「圍堵」的新觀念，值得思考。相關的地緣政治書包括The Wise Men、《意外的國度》、The Billion Dollar Spy等。從地緣政治的圍堵到5G與華為產品的圍堵，你說，這些書有用嗎？
例九，《反轉地球暖化100招》、Emissions Trading都是與碳排放交易、全球暖化有關的書。WTO先前有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EGA）的擬議，但是功敗垂成。你如果去看看EGA的內容，就知道只談goods不談services，根本解決不了全球暖化的問題。前述兩本書給我們啟發，了解歐洲人與美國人認知的差距，也知道服務業在減碳中扮演的角色，更掌握：在EGA中加入services，會產生有助於抑制碳排放的機制，有可能將EGA起死回生。我們往這個方向移動，或許可以產生關鍵影響。你說，這些書有沒有用？
讀書也有助於「應變」
例十，《余英時回憶錄》與丘成桐所寫的The Shape of a Life分別是人文、科學兩位大師的自傳。這樣的書怎麼想都與外交無關吧？其實不然。大學教授成名之後讀書時間也受到壓縮，雖然余、丘二人是終身學習，但是我認為他們在研究所階段兩年、三年的時間，是打下深厚基礎的關鍵。我自己在過去三年發瘋一樣地閱讀，是個難能可貴的機緣，幾乎像是個二十幾歲的研究生，努力浸淫在國際貿易、國際政治的環境中。台灣駐WTO團在此地其他代表團眼中，幾乎是公認的「超級專業團」，新想法與新突破層出不窮。你說，讀閒書了解雜亂知識，有沒有用？
以上用了不少篇幅描述為什麼讀書有助於充實外交官的涵養。但是國際經貿環境瞬息萬變，在變局中外交官需要快速地調整主軸、改變論述切入點、扭轉合縱連橫的角度等，不能死抱著知識而不知變通。以最近三年為例，全球最大的經貿課題就是美中貿易戰。這個貿易戰一開始是從「課關稅」揭開序幕，但是隨後就發展到中國的強迫技術移轉、非市場經濟、政府不當補貼、匯率操控、留學生竊取實驗室資訊、ZTE與華為禁運、逮捕孟晚舟、中國的開發中會員地位、中國民營企業裡的黨委書記、中國的網路管制與電子商務、美國杯葛WTO的司法體系人選、美國期望強化WTO會員通知與透明度⋯⋯。這些，全都是因為美中大戰而牽動的新議題。
相對而言，WTO的舊議題則幾乎全部停擺。例如，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但是法國總統馬克宏卻宣示「沒有巴黎協定就沒有貿易協定」。美國喜歡雙邊談判，因此原本進行到一半的複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 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即觸礁。美國杯葛WTO司法體系（appellate body）AB人員更新，於是該體系形同癱瘓。美國在WTO所提的所有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中國全數反對。由於WTO是共識決，因此這樣的僵局注定會使WTO難有成果。面對這樣的僵局，小國如台灣，要怎麼辦呢？如果WTO對任何議題都難有共識，經貿外交官能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就需要應變，而涵養正是應變的基礎。
經貿談判既重結果也重過程
其實WTO自2001年杜哈回合談判以來，已經十幾年沒有什麼具體談判成果了。這樣的困境，早年當然與164個會員之間歧異性太大有關，而近年則是歸因為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許多人觀念轉不過來，認為談判沒有共識結論就是一事無成，其實不然。談判既希望結果合意，也要在過程中交朋友。有時候，如果明顯預見談判不會有結果，則我們反而更應該把注意力投注在過程。
例如在談判A提案時，許多傳統公務體系的官員，都是用「A提案若通過，會不會對國內x y z三個產業或是領域產生衝擊」這樣的思考，去評估建議「我國是否應該接受A提案」。
但是傳統公務人員不在談判會場，他們往往無法評估A提案取得共識的機率。此外，傳統承辦人員也會擔心A提案萬一通過，他們是否會因為x y z的衝擊而受到責難。因此，任何提案交給傳統公務體系照正常的分析，絕大多數情況他們都會建議「不要同意A案」。
但是我要強調：既然美中之間已經劍拔弩張，「你的提案衝著我，我一定反對」、「我的提案衝著你，你也一定反對」的態勢明顯，則許多提案通過的機率都趨近於零。既然如此，我們國內主管機關所做的利弊分析，其利弊真正會實現的機率，也就趨近於零。用粗俗一點的白話文說：不會發生的事，還分析個屁？這個時候，我們賦予傳統利弊分析的權數應該大幅降低，而要把重點放在「過程」；我們應該儘量在過程中獲得國家利益，而不要只看「反正不會通過的」提案。這，就是應變。
學問為濟世之本
如前所述，我認為讀書幫助我們深化涵養、幫助我們了解形勢、幫助我們領略其他國家的關鍵利益、當然也幫助我們知所應變。許多人總覺得「學問為濟世之本」是句口號，像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樣，騙小孩子去讀書。北海牧羊三年，我更能體會讀書之為用。而且我們要記得：讀書要「不住相讀書」，不為特定目的地廣泛閱讀。
雖然我們兩百多本書百分之九十沒有用到公務預算，但是那僅有的百分之十，偶爾還是會遇到蠢蛋的問題。有一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計人員來函電詢問：購買XX書給同仁閱讀，「對於外交有什麼幫助」？對於這種後段班提問，我的回應是：拚命閱讀「如何寫作文」，反而對作文沒有幫助。
金剛經說：「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牧羊人說：「外交官不住相讀書，其功效不可思量」。知識豐富涵養，而涵養為外交之本！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等職。二○一○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二○一七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二○一六年十月到二○一九年九月，擔任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本文選自作者駐WTO期間二十五篇書評集結的新作《牧羊人讀書筆記》（五月四日上市，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