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沖繩大學的校長，歷年來都是外面挖來的大學者，還包括英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沙烏地阿拉伯阿布都拉國王科技大學，二○一八年從 UCLA 挖華裔學者陳繁昌去做校長。這樣的例子，還有上百個。總之，拔尖必然是要全世界尋找人才，而不是在校園裡關起門來普選。
如前所述，拔尖與「中位數」是彼此矛盾的。普選出一位「中位數」的校長，他怎麼可能去推動一個邁向研究拔尖的校園改造？我們當然不可能排除，在極少數特殊情境下，普選碰巧可能選出一位懂得提升拔尖的校長。但這就像中國君主專制幾千年，偶爾也可能出現宋仁宗、漢文帝這樣的賢君，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我們怎能以這些罕例，而說民主與專制都差不多？當我們評估制度的時候，當然要評估大多數情況，而不能愚昧地以特例泛論一般。
此外，普選既然要拚最高票，則拉票、拜票、動員、布樁、宴客、黑函、接送投票、檢舉抄襲、指涉賣台、黨派動員等，都是普選廝殺的必備兵刃，台灣的大學教授也都見怪不怪了。依我們有限的記憶，以普選制度產生校長的案例，恐怕極少能倖免以上的弊病。
人選曝光的反向選擇
普選最令人擔心的，其實是潛在候選人的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如前所述，世界一流大學的好校長，經常是「外來政權」，是校外延攬來的大和尚，他們也都願意從原服務大學跳槽，為新大學的卓越發展努力。但是如果要他們來參與名單曝光的普選，他們要如何向原本工作的機關解釋「我想跳槽，正在申請別的職位」？如果競逐成功也就罷了，萬一競逐失敗，他們又要如何以「敗選」的姿態回到原工作機關，央求老同事接受他？
普選或是任何曝光候選人的假遴選，德高望重的清流之士都會望而卻步，這就是反向選擇。如果是公開競選，Harold Shapiro 根本不敢去普林斯頓競選；如果他公開去了，立刻在密西根大學被套布袋，而萬一最後沒選上，下半輩子怎麼做人？就是因為遴選，普林斯頓才可能挖到如此的一流人才。
事實上，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尋找副總經理以上的人才，都是委託獵人頭公司祕密進行，然後逐一面試，選擇最優秀的人，定案之後才公布誰獲聘。唯有如此，才會有夠水準的人願意成為候選人。以聯發科為例，他們的技術長是從美國挖角來的；如果當初不是如此，而要他「公開競選」，由公司其他人對候選人品頭論足，此人絕對不可能來申請。台灣幾乎所有大學都要求「公開候選人名單」，不但產生「反向選擇」的反淘汰，也形成了若干校園不同勢力對決的詭異現象。
依大學法，公立大學的校長應該是「遴選」產生。大家自然會產生幾個問題：全世界有哪一所一流大學，一、其校長遴選要經過「大眾公開投票」這個過程的？二、其遴選過程還要當事人先同意「公開競逐」，才開始啟動的？三、其有意「被遴選」者，居然還會對媒體侃侃而談其「競選」聲明的？四、其運作是「哪些人被刷掉大家都知道」的？台灣絕大多數大學校長的公開登記、公開投票、公開落選，都是「競選」，絕對不是遴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