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瘟疫大流行往往縮小貧富差距,新冠疫情也一樣嗎?

2020-04-29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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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醫院,病房內充滿感染西班牙流感的軍人。(U.S. Army photographer@wikipedia)

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醫院,病房內充滿感染西班牙流感的軍人。(U.S. Army photographer@wikipedia)

以往的大流行病削弱了資產所有者的議價能力,讓平衡點向勞動者傾斜。新冠病毒能否帶來類似效應並最終縮小貧富差距,現在評論還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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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經濟歷史學家一直認為,黑死病和其他流行病一樣,對土地和其他資產所有者與勞動力提供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影響重大。

這種影響最直接、最無情的表現形式就是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病毒和細菌殺死了勞動者,於是勞動者人數變少。對於那些倖存者而言,工資就會上漲。同時,土地和其他資產並未受到損害,其所有者的收益下降。結果就是收入分配趨於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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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是種細菌感染,它在14世紀中期重創了歐洲和亞洲人口,是學界研究最為廣泛的一種大流行病。那場大流行導致的全方位影響仍然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提高了西北歐工人的薪資水準。

薪資上漲也可能會促使人們尋找提高生產率、節省勞動力成本的方法,最終導致了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譯註:指西方世界在19世紀克服增長限制超越東方國家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西方工人收入激增,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相關案例包括用馬代替牛作為農業動力的來源,以及從種植穀物轉向飼養綿羊剪羊毛。

黑死病並不是唯一對經濟產生持久影響的大流行病。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本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三位經濟學家對15次疫情爆發進行了調查,這些爆發每次都導致了10萬以上的人口死亡,其中最致命的一次是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至1920年間導致約1億人喪生。

該研究發現,疫情爆發後實際薪資通常會持續上漲30多年,漲幅最高時可達5%。在同一時期,自然利率(衡量資本回報率的指標)下降了1.5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大流行病縮小了勞動者和資產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重創美國經濟,引發失業潮(AP)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重創美國經濟,引發失業潮(AP)

這次疫情已經奪去約20萬人的生命,而且數字還將繼續上升。如果人們未對這場大流行病進行有效遏制,死亡人數會多更多,那麼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可能會接近過去的大流行病。

但這次,世界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來阻止病毒傳播,許多國家地區都以經濟運作停擺為代價來挽救生命。這些措施限制了病毒對工作年齡人群的影響,比起工作年齡人群或更年輕的群體,已退休老年人群的新冠病毒致死率更高。

因此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歷史學家謝德爾(Walter Scheidel)認為薪資水準不會受到影響。謝德爾說:「勞動力受到的影響已經被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他在2017年出版的《偉大的矯治者》(The Great Leveler)一書中,考察了石器時代以來不平等的驅動因素。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論文作者之一約爾達(Òscar Jordà)也抱持這種觀點。

「我預計薪資的變化情況不會像以往的大流行病時期一樣,」他用郵件回覆採訪時寫道。

這並不是說,這場大流行病對收入不平等情況沒有任何影響。自2007年以來經歷過兩次重大經濟危機後,人們可能會進行更多儲蓄,降低了資本回報率。另一方面,政府將借入更多資金用於緊急支出,隨著信貸需求的增加,利率會提高。總體而言,約爾達預計回報率將略有下降,因而可能縮小收入差距。

「私人儲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會被公共儲蓄的動用抵消,」約爾達寫道,「各國政府正在迅速累積債務,也是他們在危機時期該做的,這將是拉高實際自然利率的另一個因素。總體而言,我仍它預計會略有下降。」

由於某些發達經濟體選擇將藥品、醫療設備和其他必需品的生產地從海外遷回國內,因此可能會出現更多工作機會。同時,國際貿易減少將意味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有些海外工作將會回歸國內,」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迪頓(Angus Deaton)說,「關鍵物資和藥品的來源將更加多樣化。其中一些措施會降低GDP水平,減少收入不平等,因為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會重新找到工作。」

未來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扭轉政府債務增長。二戰後,許多國家提高了對富人的稅收,減少收入不平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並未採取這種做法。

大流行病和戰爭等災難也會重塑收入結構,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人們能夠並將會判斷他們的政府系統如何應對挑戰,以及是否需要改變。

史丹佛大學的謝德爾認為,這就是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改變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即使他認為實際上不會有太大改變。

「如果政治傾向發生足夠大的轉變,就可能導致變革,」他說,「政府宣傳稱目前的干預措施是為了拯救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但它們也是為了拯救現有秩序。如果失敗了,我們將看到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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