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各國早已因為各種利益衝突而形成了三條戰線：東線（俄國對德奧）、西線（英法對德）和南線（又稱巴爾幹戰線，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其中，以西線戰役對德國而言更為慘烈。是以，當1929年德裔美籍作家埃里希·保羅·雷馬克（Erich Paul Remark, 1898-1970）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發表《西線無戰事》（德語：Im Westen nichts Neues）一書時，立即引起無數人的迴響，但也馬上遭到德國納粹黨的查禁。
故事說的是一位19歲的德國學生保羅·博伊默爾（Paul Bäumer）在學校教師的激勵下參加國民志願兵被派往西線與法軍作戰，然後在歷經了戰場上種種殘酷的試煉之後，保羅已不再相信當初鼓勵他們參軍的那些愛國口號。當初一起參軍的同學早已在懷裡死去，地獄般的戰地環境也不斷地消磨他生存的意志，而當他從被他刺死的法國士兵口袋裡看見滿載思念家人的筆記本時，他更驚覺到在這場戰爭下每一個無辜死去的年輕生命。最後，在1918年10月戰爭即將結束前的某一天，保羅在壕溝裡看著一朵美麗的鮮花含笑死去，而這一天整個前線是那麼地祥和平靜，於是第二天德國報紙刊載：「西線無戰事」。
如同戰役的慘烈一般，自2019年12月8日中國官方確認首例「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簡稱「新冠病毒」，原俗稱「武漢肺炎」）以來，至今全世界已有185個國家（地區）都陸續傳出疫情，共有300萬餘人受到感染，超過20萬人因此死亡。除中國大陸外，義大利、美國、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更為是重災國家。於是，幾乎全球所有國家（地區）的注目焦點全在這次疫情的發展趨勢，上自各國元首或醫療主政單位，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每天無不全神貫注地盯緊COVID-19的各類新聞報導與最新消息。就連台灣的衛生福利部，也是由部長陳時中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而每天三場的疫情最新消息記者會，就成了全台灣人定時觀看的直播節目了。
但是，就像拙文＜新冠病毒疫情下的人性考驗與生命思索＞（風傳媒）所言：一場全球性的病毒大感染，考驗的不僅是各個國家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它更是對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挑戰，而人性的考量才是影響這波疫情蔓延的關鍵因素。所以，我們才會驚覺到為何德國確診人數不少但死亡率卻極低？而號稱世界強權的美國為何連最基本的口罩和呼吸器都缺乏？其中的關鍵因素不就是人性的考量嗎！
雖然目前疫情乃在發展中，尚有諸多醫療專業問題未能真正解決，但如果按最近所統計的死亡率來看，德國死亡率大約為0.4%，意大利為9%，西班牙則為6%。為何德國的死亡率遠低於歐洲其他國家呢？根據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專家表示：德國自從知道新冠疫情那一刻起，就立即增加了檢測人數，以減少可能的傳播機會，所以當疫情最嚴重的義大利至今總檢測人數不超過20萬人時，德國早已每周可以檢測16萬人，而且全部免費。反觀美國目前已是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最多的國家，超過87萬人採檢呈陽性反應，死亡人數已經破5萬，白宮醫療專家更預測，可能會有10萬到24萬美國民眾將染疫喪命。原因為何？幾乎所有的研究分析都指向了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的缺失，而這只需從死亡病例多數均集中於拉丁裔和非裔民眾就可明瞭，換言之，真正讓他們喪命的原因其實是貧窮！
但是，如同《西線無戰事》一樣，全球所有媒體報導與關注焦點，全部集中在疫情的報導與每天的死亡人數。當全球疫情開始有趨緩之勢、台灣民眾歡欣地慶祝連續12天境內感染零確診的同時，難道我們都忘了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叫做「饑餓」的疾病，它每天會殺死8500名兒童，然後，令人沮喪的是，這種疾病與COVID-19最大的不同是它已經有一個極有效的治癒方法叫做「食物」，但是，我們卻仍眼睜睜地看著每年260萬名兒童因為食物缺乏與營養不足而死去。而最諷刺的是，全世界生產的食物總量，明明是足夠供應給所有的人啊。
在全球的新冠病毒肆虐下，或許我們也該思索生命的價值難道真的跟貧富差距劃上等號嗎？21世紀以來，從美國911恐怖攻擊、中國經濟崛起、網際網路發展、全球金融海嘯、美中貿易戰到這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衝擊，全都或多或少地跟當代社會的貧富結構有關，究其根源便在於新自由主義思想滋養下的資本主義猖獗全球。
美國著名的量化社會學者萊特（Erik Olin Wright, 1947-2019）在2018年出版的《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提出改革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三種力量：來自經濟領域的資本、來自政治領域的國家、與來自公民社會的輿論。他認為必須透過這三方面（分別是利益依賴、政治干預與社會說服）力量的平衡，雖然未必能（也不必然需要）消滅資本主義，但或許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建立混合的轉型社會體系。例如，2019年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台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就提出每個人每月發1千美元的「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政策，作為此轉型社會的實踐。
楊安澤當時的主張曾備受其他候選人的嘲笑「這是哪門子的經濟政策？」沒想到不到一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西班牙在遭受到疫情重創後，率先宣布實施「無差別補助」政策，其目的便是希望藉此弭平因為疫情蔓延所拉大的貧富差距。不過，西班牙此舉並非獲得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這是因為雖然從經濟福利來看，UBI填補了失業危機及每個家庭的財政危機，但是新冠病毒所帶來的社會衝擊，並不只是表面的經濟效應，它真正衝擊的是各國民眾對自身所屬國家或社會的信任度──在這次疫情爆發之前，歐美各國的一般社會大眾，大概從沒想到他們自小所深信不疑的社會運作體制（包含政治、經濟、公衛、醫療、及隱私等），竟然會如此不堪一擊！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信賴崩潰危機，《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最近發表的一篇長文＜新冠病毒之後的世界＞，他認為：在危機時刻，人類通常會面臨兩個特別重要的選擇，一是在集權監視與公民賦權兩者之間的選擇；二是在民族孤立與全球團結兩者之間的選擇。令人憂心的是，如果有些國家選擇了集權監視和全球團結，是否意味著全體人類文明將回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一九八四》小說裡所預言的集權統治時代；或如果有些國家選擇了集權和民族主義結合，勢必也會回到第一次大戰前的全球緊張局勢。因此，赫拉利呼籲全世界應在重視公民權益的條件下全球團結一致，如此才能把新冠疫情對人類文明的衝擊降到最低。
以台灣的防疫為例，現如今台灣的所有媒體報導與關注焦點，全部都集中於陳時中部長與每天的疫情時況追蹤，而且全體動員以「愛台灣」之名，投入各項防疫政策，就連一點點不同的防疫觀點與時政批評，都會被冠上「不愛台灣」或「不配合防疫」的異端帽子。但是，果真如此嗎？台灣目前除了防疫之外，真的都再無其他值得關注與報導的重大事項了嗎？（當然，筆者並不是說防疫不重要，而是說在防疫的同時，台灣也應該還有其他重要政策與社會議題才對啊！）然後，就在中國大陸對疫情政策不斷出錯與其國際形象不斷受挫的同時，台灣民眾除了慶幸防疫得當而暫時無重大疫情外，更加欣喜於台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大增，一吐過去在國際情勢中被中國打壓的悶氣。但是，就在這樣的國際局勢與仇共情結得以滿足的同時，難道台灣諸多長期以來的社會正義、學術教育、土地政策、礦業法規、貧富差距、低薪高工時、房地產炒作、勞資爭議……等議題都變得不重要了嗎？
去年（2019）一整年都是總統大選的新聞，許多重要新聞與消息都沒有機會見報或被大眾知曉，誰知今年一開始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台灣所有媒體又都是一窩蜂地大篇幅搶報導，再加上平日裡原本就充斥的車禍、情侶吵架等社會事件的常設性報導，甚至有未經查證的假新聞、有心人士刻意散佈的消息、與機器人農場文章，台灣的大眾媒體仍然是沒有其他重大消息的版面。
對此，筆者不禁想到有一個在網路上的小眾新聞媒體──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曾有一次在偶然的機會裡聽到公庫創辦人管中祥教授的一場演講，他說：哪裡人少，我們就往哪裡報導，公庫就是專挑小眾文化弱勢族群的議題來報導，我們希望將台灣社會中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公民行動，以影音形式紀錄下來。所以這些年來不斷地看到公庫的報導，從國道收費員的陳情、黎明幼兒園的反強拆、新住民要求多語選舉公報、李明哲在中國監獄遭非人道對待、高等教育退場機制、私校教師評鑑的不合理、原民團體爭取土地正義、移工盼廢私人仲介制度、修《礦業法》功虧一簣、違章工廠的《工輔法》爭議、壓榨醫護以達防疫……等，這樣不符台灣主流媒體價值觀的公民媒體，真的令筆者耳目一新。就連現今的新冠病毒疫情報導，公庫也不是隨著主流媒體報導每日的確診及死亡人數，而是藉由疫情再次檢視台灣民生物資依賴全球生產鏈的程度、糧食自給率與農業發展關係、以及個資、人權與貧窮弱勢等議題。環視台灣的新聞環境，究竟還有多少媒體有這樣氣魄與勇氣呢？！
如同筆者引用《西線無戰事》的故事結局作為本文的論述開端。當台灣所有媒體新聞都在期待陳時中部長宣佈「零確診」的時況報導時，我們是否也該思索一下：有多少惡法正在偷偷地在立法院過關？又有多少利益輸送與五鬼搬運在枱面下進行？又有多少社會不公義事在各地持續發生？否則，在相較於全球疫情緊張下的台灣，我們會不會只是另一種偽善的「西線無戰事」，如同美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書裡一連串的警語：充斥在生活中的戰爭影像，究竟是「記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災難的神話？究竟是激起我們對暴力的深惡痛絕，還是磨平我們出自良心的正義感？旁觀他人之痛苦究竟是為了謹記教訓，還是為了滿足邪淫趣味？究竟是要我們對生命中不能挽回的傷痛感同身受，還是讓我們變得麻木不仁？面對這些苦難，我們即使心生同情，是否仍舊消費了他人的痛苦？
或許在這波全球蔓延的疫情，已然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當前人類過度資本主義發展下的處境，也必然引起我們思考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何去何從？對此，筆者不是趨勢分析專家，也無法得出未來的社會新形態，但是有一點卻是筆者深信不疑的，那就是：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趨勢，早已超越了醫療與公衛的範圍，所有它可能衍生的災難，例如貧窮問題、醫療不足、食物匱乏、教育商品化、種族紛爭、政治角力……等，其實早就存在於人類社會中，新冠病毒就如同是一枚放大的照妖鏡，讓人類無法再逃避這些長久累積的問題了。否則，從現實的醫療角度而言，區區2%死亡率的新冠病毒，如何能改變人類社會結構與文明發展方向呢？！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