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宣布不續任，成為近35年來台大任期最短的校長。短命、短視、短利、短線的文化，已然普遍進入我國大學的膏肓。楊校長之後躍躍欲試的競爭者，摩拳擦掌，以台大的龍頭地位，無論是誰出線，都肩負著台灣高等教育的使命，及挽救台大聲譽的任務。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台灣的大學校長在零思想的台灣學術環境中，隨波逐流，見異思遷，不但不是台大所能潛移默化，甚至台大自己也像無頭蒼蠅。爭取擔任大學的校長，幾乎等於思想自戕。
如果能到幾個大學各自進行一日學術行政遊，就能體會什麼叫做六神無主——上午說要集中力量拔尖，下午覺得不能忽視平衡發展；上午說要爭取各種評鑑排名，下午覺得不能迷戀評鑑；上午說要培養年輕學者，下午覺得不能浪費在年輕學者培養上；上午說要集中投資國際化，下午覺得自己根本缺乏國際化競爭力；上午說要提高院系自主自治，下午覺得不能聽任院系為所欲為；上午說鼓勵各單位自行募款，下午覺得學校的名聲不能隨便出借........
大學校長不知道大學應該幹嘛？能幹嘛？這些固然沒有標準答案，可是校長們連自己的答案都沒有，或即使那些自以為有答案的校長，並不反省自己上午的答案跟下午的答案常常不一樣。因為，大學校長一方面要應付教育部與學校內部派系角力與既得利益，二方面要迎合各種外來的評鑑，三方面要兌現自己在任職前所提出的聽似宏偉的承諾，遑論內外接踵而來的是非關說。所以，校長們總是對於校內同仁不能配合這個，不能配合那個，易怒無助，若稍有斬獲，又浪漫忘形。
校長中，上焉者憑一己之力對反抗勢力進行抵制，與同仁對幹起來，似乎剛愎自用；下焉者拉幫結派，合縱連橫，斯文掃地，整個教職員生態鬥得無比浮躁。這就迫使校長仰賴自己的團隊，安排自己的委員。每一個決策都要爭搶到最後一秒鐘，於是執行的時間遭到極度壓縮，造成學術研究這種需要醞釀、激盪、反思的事業，往往在幾天之內就要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文件，而且各種事件失去準則，不能預期。兵荒馬亂、兵疲馬困成為系所辦公室的常態。
國立大學上上下下天天都在開各種委員會，開會的決議看起來煞有介事，但下次開會前已經有人破壞，蕩然無存，等再開會，凡是都可能重新來過。以至於所謂委員會，無非就是健忘會。這個跟私校的董事長或董事長夫人專擅權勢、喜怒無常相比，在結果上差不多。有時候校長顯得獨裁專制，破壞大學自主精神，無所不在地介入系所的人事聘用，有時候校長又顯得極度無能，聽任學校制度遭到教師或學生踐踏。
其實，制度、慣例都放在那裡，只是有的時候會想到要用，有的時候想到也不用。之所以如此難以預測，恰恰是因為校長推動理念要人配合，同仁覬覦資源則要校長配合，也許校長的理念背後是私心，同仁的覬覦背後也有理想。無論如何，每天就在理想與現實之中擺盪。制度與慣例就成為決策的藉口，而不是決策的依據，在形勢交錯之中一旦有了臨時的決定，剩下的就是技術性的要迴避那個條文，或引用那個條文。到底大學要幹嘛，一概無止盡的延宕到下一個明天再重想。
最令人無所適從的就是人事與預算。現在大學裡一職難求，本來居於關鍵位置的個別領導可以上下其手，對謀職者尋租，提出五花八門的條件，讓自己從中取利。現在這種對謀職者尋租的文化，已經制度化。謀職者不但需要滿足直接聘用自己的系所多方剝削，更要在大學體系裡，任憑某某委員會信手拈來的點子予取予求。為什麼委員會常常朝令夕改，予取予求，卻不反省、不自知？因為委員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界定新來的謀職者在整個大學發展中的角色。
校長對同仁不滿，但誰也不相信校長滿口的仁義道德；年輕教授怨恨老教授，則赤裸裸地進行利害得失的算計。學術行政徹底的量化，委員會林立，且動不動採用投票，真正動機就是讓檯面的人擺脫責任，而實際上幕後動作永遠不會停止。檯面的人為什麼不能擔負責任呢？不見得是害怕，更是因為評估責任的標準不存在，或標準太多，或標準日新月異。他們習慣了無所適從，麻木了，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大學校長幾乎沒有文化可言。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