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五體制」形成後，日本知識分子的無力感
美國的日本佔領政策主軸轉向民主化與非武裝化，是受冷戰的深化所影響，美國希望將日本和西德培養成西方陣營的優秀成員。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了對日和約，使日本脫離佔領統治重新出發。但簽訂和約的49國則不包含蘇聯和中國，同時由於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使得名義上是「獨立國」的日本更明確地屬於西方陣營，在冷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冷戰期間日本一直是西方陣營的主要成員，但在日本國內則未必盡然。GHQ佔領時代到50年代，日本的共產主義的擴張甚至已讓美國擔心日本會遭到赤化的程度，此外，日本國內對於美國主導「反向路線」的反對運動日趨熾烈，加上1952年的「血腥勞動節」等衝突事件，所謂「血腥勞動節」事件是1952年5月1日勞動節示威遊行，日本大學生佔領了皇居廣場，和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多數學生被捕，我的博士後研究指導老師丸山昇教授也被捕，當時他還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被警方認定為東大文學部示威隊的帶頭者。1955年，所謂的五五年體制形成之後，日本國內的冷戰在政黨政治的結構中消失了，因為革新與保守勢力都被納入了政治體制之內。60年雖發生大規模群眾運動與安保鬥爭，但都無法動搖整個政治體制。此後日本的左翼運動，朝向包括批判蘇聯體制在內，跳脫了冷戰結構的思想性發展。在冷戰構造之下，要改變50到60年代日本的體制幾無可能。芥川獎作家堀田善衛於1951年所發表的小說《廣場的孤獨》，掌握了當時日本的政治與思想狀況，以一個在韓戰中進入日本報社任職的男子為主角，描寫其面對無法預測的世界而裹足不前的誠實性格，在歷史洪流之中，眼前展開的只是一片看不見前方的黑暗。
然而，我發現戰後的日本（包括政府與國民）特別健忘，即使到現在還是不太願意誠實地去面對舊殖民地問題與沖繩問題這兩個重大課題，在討論文學作品的冷戰書寫時，往往會有意無意間的規避這兩個課題。隨著日本的戰敗，「大日本帝國」瓦解，隨著冷戰，日本又從被佔領國成為獨立國家。戰後日本有一段時間幾乎完全遺忘舊殖民地的問題。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台灣出身的日語作家邱永漢在他於1955年得到直木獎的小說《香港》，描述了為爭取自由而從日本舊殖民地台灣逃亡香港的5位青年的遭遇。5位青年雖各有不同命運，然而他們卻有一個共同點—有家歸不得，儘管每個人的理由不同，但同樣都是為了爭自由避牢獄之災而逃亡，小說中書寫了殘存的舊殖民地記憶，日本人被此作品提醒著，在他們開始遺忘之前。同一年，描寫出身富裕家庭、重視享樂，將感情物質化的日本新世代年輕人的生活，得到了芥川獎的是當時還是大學生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這兩部作品剛好代表了戰後日本的明暗兩面，被遺忘的殖民地問題與日本新生一代的沒有歷史感的太陽族，而這太陽族等同於戰後日本。
此外，沖繩問題其實與冷戰結構關係密切。著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1961年出版了《海上之路》，重新整理日本人的起源論，在美軍佔領時代，將沖繩在文化論的維度加以整理。當然這也是另一波遮蔽了沖繩認同與意願的沖繩日本歸還論的起點。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70年出版的《沖繩筆記》，於沖繩歸還日本之際，重新議論戰爭的問題，將冷戰與二戰，重新結合於沖繩，呈顯了日本的內國殖民地＝沖繩，在日本討論冷戰、或者戰爭、或者明治以來的近現代史書寫的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必要的他者的位置。隨著冷戰架構與五五年體制，被遺忘的「殖民地」問題以及「沖繩」問題這兩個「邊緣」問題，最近又隨著釣魚島的爭端，重新浮上台面。換句話說，冷戰在東亞似乎從未在1989年結束，而只是被不斷地壓抑卻隨時會浮現的狀況。
《文訊》333期，2013年7月
＊作者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新作《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允晨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