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新冠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定調為「全球大流行」一個半月以來，截至4月22日已有29國確診人數超過萬人，其中不少先進國家「後發先至」，大量病患使得醫療體系幾近癱瘓；即使先前被廣泛讚譽為「超前部署」的亞洲國家，亦不乏「下半場失守」的錯愕局面。在病毒擴散、群聚感染的地區，禁足、停工、封城等降低社交接觸的作法，幾乎已被證明是「必要之惡」。由於人員物資停止流動，對於產業鍊乃至於消費端都造成嚴重停滯，全球經濟也遭受空前打擊。
噩耗此起彼落之時，全球都在關注還要多少時日才能解除封印、回歸正常，在疫病遠未結束之際，世界更需保持冷靜。風傳媒回顧全球大流行「關鍵三月」，在起源地中國武漢之外，歐、美、亞八個代表性國家在疫情爆發前後，各自做對了哪些事、又曾在哪些決策失守？針對近期確診人數攀升的地區，那些成功壓平疫情曲線的國家又有何範例可供參考？
「由於人類尚未免疫、目前也沒有疫苗，專家認為大約3分之2的德國人口可能都會遭到感染。」在德國掌權15年，深受國內外推崇的總理梅克爾，3月11日在國內僅千餘人確診、3人死亡時，選擇將最糟的狀況向全體國人坦誠以對。一個多月後，德國雖然累計將近15萬人確診、5千多人死亡（截至4月22日），堪稱世界第五大疫區，但疫情顯然趨緩的德國已經準備讓社會重新運轉，成為第一個壓制新冠病毒擴散的西方民主大國。
雖然德國的學校、商店、餐廳、劇院被要求關閉，超過兩人的聚會也被禁止，就連梅克爾都因為醫生確診一度自主隔離。但德國的死亡率大部分時間都控制在1%以下（南邊的鄰國義大利超過13%），就算4月之後德國的死者人數翻了幾翻，死亡率仍保持在3%左右，R0值（平均每名患者可傳染的人數）降至0.7，疫情呈現收斂趨勢，與西班牙、義大利、法國、英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相比，確實更勝一籌，甚至還有餘力接收歐洲盟邦的百餘位病患進行醫治。德國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麼？
從一開始就堅持大量檢疫
德國的第一位確診病患是在1月27日公布，這位替巴伐利亞邦汽車零件供應商工作的德國男性，是繼法國之後的歐洲第二位病例，也是歐洲首起人傳人病例。不過早在國內出現首位確診前，德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備戰。1月11日中國公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後，德國病毒學家德洛斯登（Christian Drosten）教授就提出了病毒檢測方案，這套做法也是目前歐洲採用的方案之一。德國負責監測中國「不明肺炎」的委員會，甚至早在1月6日就已經成立，那是在世界衛生組織接到中國通報神秘肺炎的一星期後。
德國出現首例確診後，由於患者近期沒有中國旅遊史，但曾在工作上與一位來自上海的中國女同事接觸。德國兩天內對該公司的所有員工與家屬都進行病毒篩檢，最後找到14位感染者。這種儘可能透過追蹤與篩檢、找出所有病患並加以隔離的作法，在德國這次對抗新冠肺炎的戰役中不斷重複。就算2月中旬萊茵地區一年一度的「狂歡節」後，北威州等地開始出現大量群聚感染，德國的聯邦政府與地方衛生部門依舊堅持執行大量篩檢，並且讓輕症在家隔離、醫療院所重點處理重症病患。根據德國防疫法規，違反居家隔離令者，最高可處5年監禁與數萬歐元罰款。
德國死亡率為何比鄰國低？
當然，從「狂歡節」的防疫破口開始，加上從義大利、奧地利旅遊回國的大量境外病例，德國的確診人數3月中旬依舊衝破萬人，並以每天新增數千人的驚人規模，在4月上旬快速攀上10萬大關。《德國之聲》指出，在病毒感染的趨勢無法阻擋後，德國的防疫對策也轉為「盡可能拖延疫情的蔓延速度、降低疫情傷害，從而避免患病高峰過早湧現，為醫療系統贏得充分準備的時間」。
由於高齡人口是新冠肺炎的重症高危險群，德國政府限制了國民與年長親友的接觸，而且這一點在降低傷害上確實發生效果。根據該國疾病管制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資料，德國80％以上的確診者小於60歲。反觀人口老化嚴重的義大利，超過半數的感染者都是60歲以上的年長者，死亡率自然居高不下。
堅持大量篩檢路線的德國，篩檢能量也隨著疫情發展不斷提高。羅伯特・科赫研究所3月時指出，德國醫學實驗室每周完成約16萬件新冠病毒篩檢，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斯潘（Jens Spahn）4月初表示一周檢驗件數已增加到30萬以上。與此相對，擁有1億2千萬人口的日本每天檢驗不過兩千件上下，8千3百萬人的德國每天卻能檢驗超過4萬件，即便憑藉大量篩檢成功壓平疫情曲線的南韓，一天也只有1萬5千件的篩檢能量。。
英國肯特大學的病毒學教授羅斯曼（Jeremy Rossman）指出，透過大量篩檢與隔離除了讓病毒的傳播得以中斷、正確掌握疫情，當確診病人的基數擴大，死亡率自然會降下來。有些國家僅檢測發病或高危險族群，病例增加的雖然沒有德國快，但是死亡率也就降不下來。
德國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指出，德國十幾年前就針對流感制訂了「全球流行疫情防控計畫」，並且在2009年的H1N1流感（豬流感）疫情期間發揮作用。這次新冠肺炎來襲，德國也據此第一時間啟動監測系統，後續的停課與其他漸次升級的社會疏離措施，在這份計畫中也都事先考慮到了，這讓德國在面對疫情時不會手足無措。
傲視歐洲的醫療資源
德國傲視歐洲的醫療能量，是這次處置新冠疫情的重要後盾。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公共醫療系統，包括全歐第一的醫院數量（1900多間）、全歐最多的人均加護病房床位（新冠肺炎之前便有28000張）、歐洲最高的醫保年均支出（380億歐元）、還有歐洲數量最多的生物安全等級最高的P4實驗室。聯邦政府3月起限制對外出口醫療防護用品，並由聯邦政府統一調配，梅克爾更協調工業界全力生產呼吸器等醫療器材，要求全國醫院推遲一切非必要的手術與治療，醫院每新增一張重症病床，更能獲得財政獎勵。
陸蒙吉指出，任何懷疑自己感染病毒的德國人都可以致電衛生部門，前往指定場所進行篩檢。只要醫生同意，相關費用便由醫保全額負擔，民眾也可自費進行檢測。不過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維勒（Lothar Wieler）也坦承，德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何發展還難以捉摸，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才剛剛起步，德國的醫療能量是否足以應付這次挑戰，目前還言之過早。事實上，德國的醫療人力缺口原本就相當吃緊，為了因應疫情，部分地方政府已經放寬管制，發給外國醫師臨時工作證，部分醫學生也投入第一線的醫療工作。
梅克爾的決斷
在德國的公衛專業表現之外，政治領導人的沉穩因應，也被視為該國防疫表現的關鍵因素。梅克爾3月11日坦承告知國民疫情的嚴重性：「面對這種人類沒有免疫性、沒有疫苗的病毒，我們必須體認感染人數可能居高不下。目前專家的共識是：大約3分之2德國人口可能會遭到感染。」這意味著超過5千萬德國人可能罹病，就算死亡率只有1%，恐怕也會有50萬人病故。梅克爾當時就呼籲國民盡可能待在家中，德國3月16日更宣布暫時關閉法國、奧地利、盧森堡、瑞士、丹麥5國邊境。
不過在其他國家尋常的關閉邊界舉動，在歐洲卻別具意義—也別具傷害。雖然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強調貨運車輛與持有通行證的上班族不受影響，但根據1985年的《申根公約》，各國人民本可自由往來，德國管制邊境的片面舉動也惹來法國總統馬克宏不滿，批評類似行動應該透過協調共同發布，如何在大封鎖時代維持歐盟團結一體，以及商品、資本、服務、勞力自由移動的理想，也成了德國乃至所有歐盟國家在保護本國民眾時的難題。
由於疫情快速惡化，梅克爾3月18日更首次發表非新年期間的電視談話，要求國人將「公共生活限制到最低限度」，強調民眾遵守防疫禁令「關乎生死存亡」。梅克爾說，德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毋須依靠強制、而是依靠共享知識與合作也能完成這個「歷史性任務」。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4月11日也首次發表非耶誕致辭的電視談話，感謝國人為抗疫付出巨大努力，呼籲繼續嚴格遵守社交限制令與保持團結。施泰因邁爾說：「疫情後的世界必然面目全非，但最終是由我們決定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德國領導人的冷靜聲明贏得了民眾的信任、也贏得了德國各邦領導人的同意，梅克爾的支持率甚至超過了80%。《紐約時報》認為，梅克爾讓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大陸的實質領導者，與美國每天上演的「總統大戰州長」也剛好形成鮮明對比。梅克爾4月15日宣布德國將逐步解除社會封鎖，更成為尋求重啟經濟活動的西方國家標竿。連屢屢與梅克爾針鋒對立的巴伐利亞邦總理索德（Markus Söder）也說，過去這段時間梅克爾與各邦的爭論有不錯的結果，各邦都完全支持聯邦政府的謹慎策略。
聯邦與地方團結抗疫
一如她過去15年所展現的低調自持，梅克爾當然沒有像川普那樣自吹自擂、大鳴大放，而是警告「眼前的道路與其說恢復正常，不如說是在缺乏疫苗的情況下，我們就必須與這種病毒共存」，她雖然感謝國民們的配合與醫療人員的付出，但也強調德國僅僅取得「階段性、過渡性的脆弱成功」，提醒國人不要有錯誤的安全感。但從4月20日開始部分商店將可恢復營業，部分學生可望在5月重返學校，但各種社會疏離的做法將持續施行，民眾進入商店、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都要配戴口罩。梅克爾說，政府將持續監控感染人數與每一條感染鏈，仔細評估各種開放做法的妥當性，避免感染再度加速的風險，眼前的成就被快速翻盤。
德國豐沛的新冠病毒篩檢能量，也被拿來應用在流行病學的調查上。巴伐利亞政府與慕尼黑大學醫院在慕尼黑隨機挑選了三千個家庭進行篩檢，羅伯特・科赫研究所4月15日也宣布將在全國隨機挑選15000人進行篩檢—無論他們有沒有症狀。這項作法是為了瞭解這場流行病在德國的走向：評估有多少人感染病毒、有多少人擁有抗體、無症狀感染者的真實規模，進而掌握新冠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哪些限制措施真的發生效果、哪些限制可以安全地解除，以及最關鍵的問題：何時才能恢復公共生活，最大程度減少經濟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