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沒幾天，在廣西桂林的白公館，聽到了一個嬰兒的哭聲，白崇禧將軍的第八個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這孩子從出生體質就不好，6、7歲的時候，別人都上學去了，他被診斷為肺結核。那時叫肺癆，就和現在的癌症一樣，屬於談虎色變的絕症。當白崇禧看到X光片上的一個洞，臉色沉了下來，遂即叫「老八」徹底在家養病。
這一病就是4年多，還是單住在山坡上一所房子裡。一個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望見家裡的燈火、人影，又聽見不斷的笑聲，病前百般寵愛，病中獨自面對，為世人遺棄的悲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這是童年帶給他的心理影響，而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影響是絕對的。所謂絕對，就是影響終生。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內斂、悲憫、富於想像等氣質，既構成了性格，也影響了文字。
他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家裡的廚子老央。每晚他都跑到廚房，要老央給自己「說書」。一老一小共守一個炭火盆，上面烤著紅薯，搪瓷缸裡熱著一杯水，就開講了，講的第一個故事叫《薛仁貴征東》。別小看這個場景，白先勇從小就熟悉了文學敘事，這是極其重要的。
病癒後，好強的他拚命讀書，不分晝夜，國英數理，滾瓜爛熟。我曾問他，你讀書時期的特點是什麼？他淡然一句：「過目不忘。」還珠樓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劍俠錄》，從頭至尾，看過無數次。小五年級則開始細讀《紅樓夢》。
抗戰時期，白家幾十口人往來於重慶、上海、南京。一九四八年，定居在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臺灣。一九五六年，畢業於臺灣有名的建國中學。說來可笑，那時他的理想是興建三峽大壩工程，於是，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系。一年後他發現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於是打算轉學，更換專業。
徵求父親的意見，白崇禧說：「男孩子以理工為主，法商次之，文史屬下乘。」
那時，他在水利系的第一名，白崇禧特別看重。還是母親說了一句：「隨他去吧，行行出狀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轉學至臺灣大學外文系，改學英國文學。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歲），在《文學雜誌》發表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
一九六○年（二十三歲），與同學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
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玉卿嫂〉、〈寂寞的十七歲〉、〈青春〉、〈遊園驚夢〉。《臺北人》的首篇〈永遠的尹雪艷〉（一九六五），《紐約客》的首篇〈謫仙記〉，長篇小說《孽子》也都是發表在這個刊物上。
對白先勇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親的去世。「天崩地塌，棟毀梁摧」，出殯那天，入土一刻，他說：「我覺得埋葬的不是母親，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黃庭堅在一首〈虞美人〉裡寫道：「平生個裡願懷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有喪母之痛的白先勇說：「不必十年，一年足矣！」經過死別，他深深認識到人生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青春也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懷著這樣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1964年，他發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認是他的轉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話來說，則是此文「在文體上表現的是兩年中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的驚人進步」；「象徵方法的運用，和主題命意的擴大，表示白先勇已進入了成熟境界」。
白先勇寫時代、寫情感、寫人物，筆下的故事色彩斑斕又耐人尋味。
他的作品特點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現實性和歷史感二者兼備。先後生活在大陸、臺灣、美國等幾個不同的時代、各異的社會環境，給他的思想情感和創作帶來巨大的影響。少年時代是在國民黨政要家庭度過的，父輩顯赫的身分、上層社會的氣派是他童年的印象。
在臺灣，目睹國民黨許多昔日同僚的沒落以及無數大陸人離鄉背井、流落孤島、窘困掙扎，那無盡的思鄉與懷舊傷感是他永恆的記憶，也是他的寫作基調。到了美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一方面對文化方面的某些墮落也深感厭惡。漂泊海外的無根的痛苦感覺，加深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熱愛與執著─以上這些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複雜的思想情感構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貫穿了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來已有十幾年。他舉止謙恭，內心堅忍，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有一次他來北京看在北大校園演出的《牡丹亭》，散戲後已經很晚了。返回賓館才發現一大堆人等著他─有粉絲，眼巴巴地盼著能與他合影；有記者，拿著錄音機盼著能採訪幾分鐘；有出版人，捧著一摞書要他在每一本書上簽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嘮幾句「家常」，旮旯角兒還站著一個醫生。原來白先勇身患感冒，正發著燒，他年逾70，明天還要遠行……碰到這種情況，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統統打發走，不管認識的不認識的、有事來訪還是無事登門的。他不！啞著嗓子、眼淚婆娑地應酬，一一滿足了來者。我看著，非常感動。
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家鄉，但和他相比，我熱愛程度遠遜於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話，我卻一句家鄉話都講不來。他給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而我還不大喜歡徽菜。據他自己說，父親打仗歸來的頭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嬸娘過來做米粉吃。白氏全家後來在南京、到上海，還常常請人到家裡做桂林米粉吃，後來遷至臺北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來到大陸，就要打聽哪裡有米粉店，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熱米粉。一次他到北京講學，黃昏時分接到電話，說要請我吃飯。
我忙問：「在哪家賓館？」
他說：「不是賓館，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藝劇場旁邊。店面很小，你要仔細找啊！」
真的不大好找，還是他帶路。一進門，白先勇滿面笑容地對女店主說：「我們要吃米粉！」我一抬頭，看見正面牆壁居然懸掛著白先勇寫的「桂林米粉」幾個大字。顯然，人家是常客！我們一人要了一大碗碗，他像在家裡一樣自在放鬆，還不忘叮囑我，要多放點辣椒油。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雙木筷左右攪動，上下翻飛，桌面、碗沿、嘴角乾乾淨淨，只有兩頰紅紅的，那才叫本事。
其實，他在桂林只生活了7歲，12歲去了臺灣，25歲去了美國。足見家鄉的力量！他一刻也沒有忘記。
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崑曲，但是我遠沒有他的熱情高。他竟然能「糾結」起臺灣、香港、大陸的藝術家、作曲家、美術家、聯手推出一個青春版《牡丹亭》。沒人敢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他敢做！這個戲在海內外上演接近二百場，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我知道這個被人們贊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盛事」的背後，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單是籌款一項，就要人性命！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悶氣，但他一個字不露，臉上始終掛著笑，只說自己是個崑曲「義工」。
所以我老對同事說：「現在只剩一個君子了，他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緣的白先勇發現我對青春版的《牡丹亭》缺乏熱情，便極少在我面前提及這個戲的搬演情況，更不請我發表意見。對此，我非常感激！他可以創新，我可以頑固，誰也不去說服誰。
白先勇乃天縱之才，能把西方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合到中國傳統的文字表達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舊交替時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現的民國末期的各種生活場景，生動細緻，充滿人世滄桑感。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無論是短篇還是長篇，他寫出的作品都非常成功。
什麼叫成功？那就是受看、好看、耐看。比如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紐約客》，散文集《驀然回首》，長篇小說《孽子》等，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2012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鋒書店參加《父親與民國》一書的座談會。會後是簽名售書活動，持書者排成長隊，那個長隊排得才叫「見首不見尾」。從下午六點簽到晚上九點多，書店負責人請他休息一下，他始終不肯，我在一旁餓得不行。
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女讀者是打「飛的」專程從敦煌趕來的。還有一個讀者，背了一個大麻袋。輪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開，無比自豪地說：「白先生，我專門收藏你的書，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聽到這句話，白先勇立刻起身，緊緊握住他的手……態度安安詳詳，說話從從容容，做事精精幹幹。辦雜誌、寫小說、當教師、拍電影、搞崑曲，現在又研究起《紅樓夢》來。讓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諸多成就，而是他按內心所求來生活的自在狀態。
2017年，白先勇就要80歲了，我和幾個臺北朋友決定3月分要好好慶祝一下，痛快地熱鬧一場。這於我而言是件大事，心裡老惦記著。在每每的惦念裡，我彷彿覺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2016年12月寫於北京守愚齋
＊作者為中國作家，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總是淒涼調》等書。本文選自《章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斷腸聲》（時報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