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新冠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定調為「全球大流行」一個半月以來，截至4月22日已有29國確診人數超過萬人，其中不少先進國家「後發先至」，大量病患使得醫療體系幾近癱瘓；即使先前被廣泛讚譽為「超前部署」的亞洲國家，亦不乏「下半場失守」的錯愕局面。在病毒擴散、群聚感染的地區，禁足、停工、封城等降低社交接觸的作法，幾乎已被證明是「必要之惡」。由於人員物資停止流動，對於產業鍊乃至於消費端都造成嚴重停滯，全球經濟也遭受空前打擊。
噩耗此起彼落之時，全球都在關注還要多少時日才能解除封印、回歸正常，在疫病遠未結束之際，世界更需保持冷靜。風傳媒回顧全球大流行「關鍵三月」，在起源地中國武漢之外，歐、美、亞八個代表性國家在疫情爆發前後，各自做對了哪些事、又曾在哪些決策失守？針對近期確診人數攀升的地區，那些成功壓平疫情曲線的國家又有何範例可供參考？
南韓2月下旬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確診案例以每天數百的速度暴增，一度成為中國境外受災最嚴重的國家。自2月29日達到峰值以來，每天新確診病例一直減少，僅20天內就壓平曲線，4月中旬單日新增病例更減少到20幾例。
南韓是中國之外，唯一曾出現廣泛疫情、不靠專制政權方法就成功壓平曲線的國家，《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認為南韓是自由民主國家在早期爆發的防疫典範，該國運用因應經驗改良的防疫體系、優質醫療保健系統、成熟的數位科技與生物技術產業、團結一致的公民社會，證明即使城市不實施限制措施，也能克服公衛危機。
南韓當局稱他們採取的方法是「信任」（TRUST）戰略：政府透明度（Transparency）、大規模篩檢和隔離（robust screening and quarantine）；極好且普遍使用的檢測（unique bu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esting）；嚴格控制（Strict control）和治療（treatment）。究竟南韓「民主抗疫」是如何一步、一步壓平曲線的呢？
先天條件優良：完善的健保體系、汲取MERS慘痛教訓
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顯示，2020年醫療保健指數（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台灣排名全球第一，南韓位居第二。南韓1989年起實施全民健保，覆蓋率達97％，屬於與台灣相同的「單一支付者健保模式」，疑似案例、接觸者可免費接受病毒檢測，政府全額負擔武漢肺炎患者醫療支出，使所有民眾更主動接受篩檢與就醫。
經歷過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衝擊，使南韓擁有豐富防疫經驗。2015年MERS重創南韓，感染186人、奪去36條人命，當局遭批評初期警覺性不夠、資訊不透明。政府汲取慘敗教訓，近年修改傳染病相關法律，允許政府獲取人民隱私信息，例如信用卡消費記錄、手機GPS定位、監視器畫面，以便追蹤感染者的接觸鏈、滿足民眾「疫情知情權」。
南韓是非現金交易比例最高的國家，也是手機信號、監視器分布最沒有死角的國家之一；2014年，南韓城市擁有超過800萬部監視器，即每6.3人就有一台監視器。這三種技術的結合意味著，當局可以找出與感染者密切接觸的所有人，詳細公布感染者的行蹤，敦促到過這些地方的民眾加強自我健康管理。
初期反應速度極快、密切關注中國
去年12月31日，中國武漢市向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出現「不知名肺炎」，3天後南韓疾病管理本部（KCDC）即設立緊急應變小組。1月8日，京畿道通報首宗疑似病例，敲響防疫警鐘，加緊排查2週內具武漢旅行史的3千多名人士。1月20日出現首宗由中國入境的確診案例，政府將疫情預警由「關心」提高到「注意」。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南韓派遣專家小組前往湖北研究疫情；同時公部門開始與私人企業合作，設立大規模篩檢體系，於2月初投入防疫工作。與應對MERS時不同，這次南韓政府賦予KCDC更多應對流行病的權限，並及早在各大醫院部署負壓隔離病床與檢測病毒設備。
在出現首例確診病例後的一個月內，每日新增確診皆低於4例，2月12日至2月15日之間保持新增零例，總統文在寅預測疫情將「很快消失」。可惜他話說得太早，2月19日南韓一下子增加20個案例，大邱新天地耶穌教會61歲確診女子，病發還與1千多人接觸，引發大型群聚感染，疫情急轉直下。
關鍵性的政策轉彎：大邱市「最大程度封鎖」，增加醫療容量、分級收治
大邱佔南韓病例近75％，地方政府一開始主張不論輕、重症一律送進負壓隔離病房，但大量患者瞬間湧入，導致一連串嚴峻後果：醫院不堪重負，醫護人員也染疫；更多患者延誤治療，或在等待病床過程中絕望死去；輕症患者被要求待在家隔離，衍伸出一系列家庭群聚感染。
2月25日，南韓中央政府決定對大邱和慶尚北道地區採取「最大程度封鎖」措施，引發強烈反彈，文在寅出面滅火，表示南韓絕不會仿效武漢封城，「最大程度封鎖」旨在全面遏制病毒傳播，措施包括動員軍警抗疫、追蹤和採檢疑似案例、取消大型集會、分配醫療和財政資源。
3月1日，大邱2569名確診者仍只有898人分配到病床，南韓中央政府發布以減少死亡率為主的新指導方針，包括擴建醫療設施、確保醫護人力足夠、將病患症狀分為四種級別（無症狀、輕度、嚴重、命危）分流收治。大邱市以貨櫃建立「方艙醫院」分級治療患者；旅館和公司宿舍被徵用當臨時病房和檢疫中心，專門作為疑似案例或輕症患者的隔離場所。
壓平急速上升的流行曲線：超前部署的篩檢能力
南韓超前部署的「篩檢系統」在疫情升溫時發揮成效。政府1月下旬即召集數家醫療公司負責人，敦促他們開發病毒試劑。2月4日，南韓出現第16例確診之際，政府批准首爾公司Kogene Biotech生產的第一套檢測試劑。
雖然南韓大多數公司研發的是精確度高、可快速知道結果的「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試劑」（real-time RT-PCR），但匆促上路的試劑不比經過一年臨床驗證的好，政府也知道這一點，因此初期檢疫都是進行至少2次交叉檢查才公布結果，以確保沒有疏漏。
2月下旬，南韓一口氣開設118間實驗室、633間「檢疫中心」，民眾能進入類似電話亭的單人空間，由醫檢人員隔著透明牆壁的洞探喉採檢；50間中心有「得來速」通道，不用下車、10分鐘就能做完檢驗，約6小時即能收到結果。根據政府數據，南韓平均每天可採檢1萬2千人、最多完成2萬人次檢測。3月20日，即南韓疫情爆發1個月後，全國5100萬人之中，逾30萬人口完成採檢，此外有5家本土公司已經獲准批量生產試劑。
南韓試劑產能滿足國內需求，美國等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意願下訂。《財新》報導，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公衛資深研究員黃嚴忠（Yanzhong Huang）認為：「南韓經驗表明，政府與私部門之間的良好協調，能夠為篩查和控制疾病帶來多大益處。」
國民配合造就民主國家的防疫典範
還沒等到政府呼籲減少社交活動，南韓人就先主動這麼做了。在大邱市，教堂率先改為線上禮拜；許多商店關門因為業績顯著下滑，選擇提早打烊或乾脆暫時停業。市民所在地附近出現感染病例時，會收到提醒簡訊，這是因為南韓民眾經歷MERS不安與恐慌後，開始接受拿隱私權與自由，換取政府提高透明度、增加公共安全。
《外交家》指出，一些專家認為這歸因於南韓人特別注重社區安全。更確切來說，這或許是基於不想造成他人麻煩的自律精神，一位居民表示：「社交疏離是保護大多數人的主要利器。與保護自己無關，更多是因為我們不想因為自己染病而影響到整個社區。」
由此可見，南韓政府「民主抗疫」對策也歸功於這團結一致的公民社會。如果南韓人民不願配合政府進行篩檢、隔離、保持社交疏離，政府將不得不採取更強力的措施，就像在中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那樣。正如南韓外交部次長李泰鎬所言：「信任（TRUST）創造了很高水準的公民意識和自願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