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歲偶遇15歲的明星，算來已經55年。
但明星比我年長，我必須先從它的歷史說起。
台北的明星咖啡館位於武昌街一段5號，今（2019）年10月30日屆滿70周年。如果上溯至1922年於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7號創辦的明星咖啡館，則其歷史已近百年。再進一步說，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明星咖咖館；因為兩處明星的關鍵人物，都是從1917年10月的俄羅斯革命逃出來的。
追根究柢，明星的緣起是政治劇變與難民逃亡。俄共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後，不少白俄人恐被追殺，通過西伯利亞東逃，在哈爾濱暫歇幾口氣又南逃到上海；1922年布爾林洛維奇在上海霞飛路創辦明星（Astoria）咖啡館。1949年5月上海淪陷，100多位白俄人再因恐共而逃亡。到達台北之後，有人在大直外語學校教俄語，有人到中山北路大友戲院表演唱歌、跳舞、變魔術；會做火腿、核桃糕、俄羅斯軟糖的拿到餐廳寄售，懂工程的替人修房子修廁所，善做俄羅斯麵包或玩具的到市場擺攤。----從北國輾轉抵達南國，他們為日益多元的台北文化增添了獨特的俄羅斯色彩。
1949年10月，會做麵包、火腿的白俄人與一個年輕的台灣人在武昌街一段7號一樓開設明星麵包，由艾斯尼擔任經理。次年在樓上增設咖啡館後，成了流亡台北的白俄人同鄉會，不時相聚聊天敘舊。每年1月13日俄羅斯新年，更是全員到齊，喝酒唱歌跳舞解鄉愁；蔣中正總統的兒子蔣經國和他在俄羅斯娶回的太太芬娜（蔣方良）也每年都來歡聚一堂。---那是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還在高喊「反共抗俄」的時代；不過情治單位了解那些白俄人都是「反共」的。
1950---1953年韓戰期間，中共兵援北韓，南韓情勢幾度危急，美國雖於1950年6月底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有些白俄人仍因「恐共症」再度發作；分別去了巴西或澳洲。
1964年，明星已是著名的「文學咖啡館」；6月7日我第一次走進去時，只剩一個白俄老人默默坐在二樓靠窗的第一個位子。---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開創明星的靈魂人物喬治.艾斯尼。而那個年輕的台灣人股東簡錦錐，因為白俄股東離台而股權重組，已經成了明星大老闆。
輾轉來到台北 經營麵包店與咖啡館
簡錦錐說，艾斯尼出身沙皇侍衛隊，22歲即在西伯利亞當軍事指揮官，十月革命後，他帶一團人逃到哈爾濱，三年後年輾轉到上海，在法租界公務局工作，也投資布爾林洛維奇創辦的明星咖啡館；1949年5月一起逃來台北。
那年夏天，簡錦錐18歲，剛從建中畢業，在中正西路96號（今忠孝西路100號）他哥哥經營的台灣特產行協助店務。因為店址離火車站不遠，常有外國人來購物或拿美金來私下換台幣。店裡只有他會說英文，也因換美金而結識了57歲的艾斯尼及他的同鄉；都是金髮白膚，又都說英文，起先不知他們是白俄人。
換了幾次美金後，艾斯尼對簡錦錐說，他們幾個同鄉想開麵包店和咖啡館，請他幫忙找個合適的店面，並帶他去金華街18號的租居處相見。他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問起艾斯尼，他才坦承是從俄羅斯逃出來的白俄人。
艾斯尼住的兩層樓是向上海人租的，樓下住布爾林洛維奇一家，樓上三個房間由艾斯尼和另兩個單身同鄉分租；一間月租180元。
艾斯尼向他說，布爾林洛維奇76歲，三個兒子也都會做麵包；他在上海開明星時用的大冰櫃已運來台北了，準備以那個冰櫃投資入股；另外幾個同鄉預備投資7000美金，先開麵包店，再開咖啡館，簡錦錐也獲邀投資500美金；當時國府剛發行新台幣，7500美金約新台幣三萬元。他哥哥知道後說，政府正厲行反共抗俄，勸他別跟那些俄國人來往，以免惹禍。但他說，已答應投資500美元並幫艾斯尼找店面，不能反悔。
不忌諱「廟沖」 西點麵包店轟動一時
要開店，當然得去人潮多的市區找。當時城中區最熱鬧，簡錦錐找來找去找不到店面，後來發現武昌街一段七號一幢三層樓店門緊閉。他在附近店家打聽，才知因為對著城隍廟，生意人忌諱「廟沖」，一直沒人租。
他帶艾斯尼和幾個有意投資的人去看，他們有信耶穌教的，也有信天主教或東正教，都不介意對著城隍廟，還進廟裡燒香拜拜抽籤呢。
簡錦錐於是去5號樓上找屋主高玉樹，洽定每月租金二千元。（高玉樹是台籍菁英，1954年繼吳三連之後以無黨籍當選第二任台北市長；後來曾任交通部長等要職。）10月明星開幕時，是城中區唯一的西點麵包店，轟動一時。彼時尚無電爐，用的是土爐烘烤：一次要燒50斤木炭，燒到400度時，取出木炭烤麵包，300度時烤蛋糕，200度時烤餅乾。下午四點多，武昌街一段兩側陸續排列著外國使館或貿易行的黑頭車，都在等明星麵包出爐；蔣方良也常派人來買。
以下是明星的六個合夥人:
1. 布爾林洛維奇（Petter Noveehor），1873年生，曾任中國軍校教官，有中國國籍。1922年在上海霞飛路7號創辦「明星」咖啡館，與三子皆擅製麵包。---1953年移民巴西。
2. 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1892年生，曾任沙皇侍衛軍團長。無國籍。---擔任明星經理12年，並任顧問至1973年在台去世；終生未婚。
3. 拉立果夫（Laricve ），1900年生，火藥專家，有中國國籍，曾任國防部兵工廠顧問。1980年在台去世。
4. 列比利夫（Levedwe），1902年生，無國籍，擅做火腿，俄羅斯軟糖。1952年移民澳洲。
5. 麗娜（Lena），1902年生，夫為立法委員張大田（1905年生）
6.簡錦錐，台灣台北人，（1931年生，2018年辭世。）
周夢蝶書攤與明星咖啡館 深刻於台北記憶
說完明星與白俄的傳奇史，才能回顧我與明星的文學史。1964年3月，我離開雲林老家到台北職業寫作，常去重慶南路逛書店。5月12日下午，在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金光閃耀華麗貴氣）。後來站在廟埕花園裡（那時尚未加蓋棚頂）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癯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垂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一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這是他的書攤，於是向他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沒跟那個賣書人說話。
第二天我打公用電話給我的筆友隱地，他是老台北，聽完我的發現即說：「那是有名的詩人周夢蝶呀，那家明星麵包也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最初的台北記憶留下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平鑫濤先生通知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是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我還在明星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面對城隍廟，可以看到樓下的花園和香爐裡裊裊而升的灰煙。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擁抱我們的草原〉、〈我的庇護神〉）等多篇小說。
我初來台北時，在永和竹林路租一個小房間，月租200元，只有一張竹床一把椅子，沒錢買書桌，雙手俯在竹床上寫沒多久就肩頸緊縮，筋骨痠痛。發現安靜的明星三樓後，我就常去那個面對城隍廟的位子，坐在寬敞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
ㄧ個人在三樓寫作，沉默而孤單，除了點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最早認識的筆友林懷民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他介紹我認識的馬各、隱地、門偉誠等筆友都要上班，也很少來明星。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光，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總害羞的穿過二樓爬上三樓，坐在那個面窗的位子寫。寫不下去時還可以站起來，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香爐裡的煙，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
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安靜，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
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錢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從來沒人來趕我。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依依不捨；而且快樂又滿足。----我寫信給林懷民時，當然也告訴他這個自由快樂的寫作新天地。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到明星來寫稿。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嗨，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問︰「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偶而會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不這樣問。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嗨，我來了！」
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
周夢蝶逐水草而居 明星門口擺書攤
回頭來說吸引我走進明星的周夢蝶；他是「文學咖啡館」的領頭人。後來和他熟識之後，我曾問起到明星門口擺書攤的事。一向滿臉肅容的詩人竟幽默的說：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1959年4月1日，最後一天是1980年4月1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第一天到明星騎樓下，仍是把書攤在布上；「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高三尺七寸、寬二尺五寸的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
----2014年5月1日，「孤獨國王」周夢蝶以94高齡辭世。他的門生於2016年創設「周夢蝶詩獎」鼓勵後輩，贈獎典禮都在明星三樓舉行。
明星與文人淵源深厚 成台灣文學沃土
除了周夢蝶，明星還有兩個著名的文學故事。先是1960年3月，白先勇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就讀台大外文系三年級時創辦的《現代文學》雙月刊。聽說他們也常去明星三樓一起討論封面專輯，輪流看稿交換意見。
我很愛讀《現代文學》，但無緣看到他們在明星的編輯身影。1964年6月我走進明星時，歐陽子、陳若曦等女生早就赴美留學，白先勇、王文興等男生服役兩年後也已赴美留學。---直到1977年我進入《聯合報》副刊組工作後，因為約稿等編輯事務，才有緣結識這些可敬的《現代文學》前輩。
另一個是尉天驄、陳映真等人1966年10月創辦的《文學季刊》。他們籌辦期間就來過我家聊天約稿。後來偶而聽他們說起在明星三樓開編輯會議，有人因意見不合拍桌而去，或有時太窮，叫一盤火腿蛋炒飯，兩人分著吃也很香。他們認真選稿，彼此鼓勵，發表新人作品；王禎和、黃春明等人的鄉土小說，後來都成了經典。
1968年爆發「民主台灣聯盟」案後，陳映真繫獄七年，《文學季刊》也被迫停刊，簡老闆一直很關心。1977年陳映真結婚，為了紀念當年在明星編輯《文學季刊》的歲月，唐文標訂了明星蛋糕送去耕莘文教院禮堂；簡老闆特別把那個蛋糕「做得像一本打開的書」。
時移事易 重回明星咖啡館溫舊夢
2002年，簡老闆買下隔壁5號樓，兩樓打通重新裝潢，明星更為寬敞明亮。海外老友返台，都想再去這個「文學咖啡館」坐坐聊聊，重溫「沒有人趕你」的舊夢。有些沒去過明星的文友來台，也總指名要去這個聞名已久的聖地朝聖。
我有了書桌之後，較少再去明星寫稿，但是媒體訪問、錄影或座談會，一定約在明星三樓；有一次還應學生要求，帶他們在那裡上了兩小時的課。當然，我總難忘情的指出當年寫稿的位置。
2005年10月，《寫給你的故事》新書發表會，我也選在明星三樓，並邀簡老闆與林懷民站台敘舊。懷民一走進來就大聲的說：「嗨，我來了！」
發表會結束，我們坐在當年的位置聊天。聊了兩個多小時，也依然沒有人來趕；直到天色漸暗，懷民站起來說：「唉，我該走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台北上河圖」（大元教育基金會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