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用極端「嚴格剛性封鎖措施」來對付COVID-19新冠病毒流感疫情，證明其能真正有效減抑流感的擴散氾濫感染以及降低感染者致死率者，極其有限；但是，過度「嚴格剛性行政抗控措施」的落實執行結果，卻將把全世界一股腦拖拉淪落於長期化的「無工無薪社會」，才是今天人類所必須共同擔憂的大事。
造成世界性「全面貧窮化」的「無工無薪社會」
極端防疫抗疫措施的鎖國、封城、停運、休市、歇業、停工、停學、封樓、禁居家監等剛性集權管控之措施，不一定能夠百分百限阻天災病毒侵害健康生命，但卻已顯然引致整體經濟社會活動力及動能之通透盡失，並擴大成為未來世界性「全面貧窮化」的另類「人禍黑死症」，也讓可預見未來，全體人類都將會無一倖免地齊步掉落進全面貧窮衰頹的「無工無薪社會Jobless cum Homeless Society」，也將一同癱瘓淪陷於全然「無望無喜驚懼症Hopeless cum Happinessless Phobia」可怖的污黑渦漩中。
這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汜濫之後，全球社會治理模式正普遍從既往「律師治國」典範被莫名其妙地，一夕之間竟然就已移轉進入「醫師治國」典範的「癌棟病房」。從既往國際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看，其有「雙師治國」經驗的國家社會，「醫師治國」典範對經濟發展成長的助益最少，傷害卻最多。
「雙師治國」立見的經濟社會禍福利害殊異
「律師治國」典範的國家，人類猶能生活在一個人流、物流、金流、商流、資訊流、機構流都算自由開放暢達互動互通的人性中心的生態情境之中；但是，身處「醫師治國」典範的國家，人類及所有經濟機構，卻最容易遭到被完全疏離化、獨立個體化地禁鎖在「完全隔絕無依」的「零病毒零細菌的純淨單細胞病房裡」，與其他人類及經濟機構，「必須保持嚴厲的社交距離」「最好是完全沒有互動往來進出地絕緣」，所以，人類生活所必要的人流、物流、金流、商流、資訊流、機構流都被排除在孤立「癌棟病房」之外，根本不納入其治國模式之計算或運算中。
所以，今天臺灣的「陳時中國安治理」，心中祇有「自由人的健康生命安全問題」，而根本沒有所謂的「國家社會的經濟健康及經濟壽命安全問題」；在「律師治國」典範的掌權領袖之眼中，猶然既有「人與社會，甚至於其他國家社會」之存在，也還能設身處地為「利益關係人」或者「利害關係人」之多元化立場與利害著想；但在「醫師治國」典範的領袖眼中，根本沒有「人與社會，甚或是其他國家社會」之存在，一切祇有「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單一面向」思維考量，社會與國家及其與國際市場之聯網競合，當然一切不納為考慮。
造成全球經濟社會全面性大當機
這次新冠病毒流感大流行疫情爆發後，國家主政的當家領袖，竟然不像過往，如1918年的H1N1或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第一次冠狀病毒肆虐、2003年SARS非典流感、2007年的H1N1或H1N5第二次流感大流行衝擊那般，保持一貫的施政理性對應，保持必須要有的行政冷靜與穩健，絕不作過度強勢乃至絕對剛性的政治介入與行政公權力的超額干預；但面對這一次新冠病毒流感大流行疫情，卻一反過去慣常，竟然也就完全採行了「醫師專業主張」治國施政，用極端偏邪的「行動禁制」與「強制隔離」手段，來處置這次COVID-19流感來襲，乃至因此立即引申出一次歷史性的「經濟社會大斷鏈」超強負效應，造成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大規模「世界級經濟大災難」，使得原本應該不甚可怕的大流感這種「曾經幾度到臨的天災事變」，竟然演變成為造成全球經濟社會全面性大當機大停擺的「世界級經濟大災難」；這種惡劣化的演變，可以說是，無一不是「民粹至上領導人濫用政治化公權力所造成」，成就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世界級經濟「不是天災衝擊卻是純粹人禍肇事」的大災難大危機。
臺灣型「醫師專擅主張治國」模式初體驗
對於臺灣經濟社會而言，早已讓國民百姓在今年一月這次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真正深切領教到，過去二十年超高度依存於「律師治國」模式，以至於最近幾個月率性脫法專擅的「順時中醫師治國」模式，即所謂「雙師治國」的立見禍害。
就在這種「雙師治國」陰影下，臺灣幾乎已經可以具體感受到，就業機會消逝、國民所得即將趨於空無的「無工無薪社會」已然迫近眉睫而至。最近年輕世代儘管染疫機率偏低，但卻已是「無薪假激升」中的最大族群，這當然也足可以顯示，年輕新世代的「就業機會」「所得來源」以及「所得量值」，都將遭受嚴重窄化，甚至於「虛無化」。可以看出，這已將是年輕世代無可趨避寬緩的
所以，這種不得不接受或承受的「「無工無薪社會」，的確已在街角處忽悠。
自由經濟學者竟也支持集權專斷對策
面對今年三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氾濫失控危機，許多先進社會主要經濟體國家政府之選擇步武中國「武漢模式」的剛性強制封城鎖國停班閉市之對應措施，為了保護每一國民個人的「健康生命」而全然不惜「根本徹底犧牲」公開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的「整體社會之健康生命」，亦即「祇救人不救市」的新生治國模式，以美歐國家為主要的大西洋兩岸學術圈的經濟學家，竟幾乎絕大多數表態支持，贊成歐美各國政府為阻止新冠病毒疫情擴散傳播，而採取的「剛性封鎖隔離措施」(lockdown)，可以完全罔顧於「武漢模式」做法，必然會付出的巨大經濟代價。
在2020年4月初英國媒體針對主要先進國家政府也效法中國「武漢模式」，採取封城鎖國之「嚴格封鎖隔離措施」，對於大西洋兩岸的頂級經濟學家，所做的訪談調查顯示，這些一向主張自由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學家，竟表現出驚人一致的正面贊成支持。
《全球市場倡議(IGM)論壇》經濟專家組(IGM Economic Experts Panel)認為：在新冠病毒流感的感染病例很可能再次向上挺升時期，為杜絕疫情再起的隱患，倘若貿然放棄「嚴格剛性封鎖措施」，很可能將導致更加嚴重的總體經濟損失。80%的專家組經濟學家表示贊同，20%不確定或未做答，但沒有一位專家異議。
在歐洲，接受金融時報訪問的經濟學者中高達65%認為：「嚴格剛性封鎖措施」，包括關閉企業營運和嚴格禁制人員流動(mobility curb)的舉措，在中近期之內，或許對國家社會經濟「更加有利」；祇有4%受訪經濟學者，對封鎖措施表示反對。
主要持贊成理由的學者認為，拯救生命是天經地義的治國政策，倘若政府不行為以控制新冠病毒氾濫擴散的代價會更大，而社會大眾(民粹關懷)對於新冠流感傳染病的驚懼恐慌心理，同樣也會造成總體經濟的重大混亂，這就是「封鎖的代價」。這些贊成「嚴格剛性封鎖措施」的學者，基本上，幾乎都放棄自身的理性經濟專業立場」，也極其民粹導向地聽從醫學和流行病學專家的意見，贊同此次新冠病毒的氾濫擴散，危害個人健康生命及經濟社會安全，「是一個醫療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所以自我放棄了「經濟專業理性治國」主張，而贊成跟從於「醫師治國」典範主張。
「五大斷鏈」勢將肇致「無工無薪社會」形成
然則，之所以會極力反對「醫師治國」典範的原因，是其治國模式之計算或運算中，祇有孤立的「癌棟病房」思維，為了確保每一國民個人個體「健康生命」，不惜可以根本犧牲掉任何類型公開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的「整體社會之健康生命」，，在其「嚴格剛性封鎖隔離措施」下的這種「祇救人不救市」治國模式，人類社會運作生活所必要的人流、物流、金流、商流、資訊流、機構流都被排除在之外，因此現行主要國家過度防疫抗疫的「嚴格剛性行政抗控」已然引發「五大斷鏈」，勢將造成{2020世界經濟大災難}，也會長期化演變為「無工無薪社會」的到臨：
一是，世界性商品產製供應鏈及市場需求供應鏈的大斷鏈，也就是「產製工廠的失落或根本消失」以及「消費市場的失落或根本消失」；
二是，經濟社會維生系統大斷鏈，即引申為「無就業無所得社會」，整個國家社會的「人力資本全面性無路用化」；
三是，世界性醫療資源分配大斷鏈，越貧窮社會越是健康生命沒有價值；
四是，社會倫理(人際關係、人與組織關係)大斷鏈，人際之間的敵意、撕裂、仇視、冷漠、疏離、無社交、不往來情勢樣態，將益發苛厲嚴重；
五是，對未來政治經濟信心大斷鏈。
嚴峻的經濟信心全喪失挑戰
受到過度剛性嚴格防疫抗疫行政措施衝擊影響，美國和歐洲勞動力市場的失業人數，已經出現超乎2008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乃至1930年「大蕭條」的總量水準。非正式統計，至三月底美國失業率年率已經超過30%，遠超過大蕭條。
在大西洋兩岸，三月初的短短兩周時間裡，離開正規就業崗位的人數，就相當於大約10%的勞動力總數，此一新增失業人數與2007年至2009年兩年期間的新增失業人數一樣大。美國的裁員人數迅速增加，而在歐洲國家，大多數是屬於被迫「放無薪假」的臨時裁員，未來仍有工作崗位可以重返。
以現實情境狀況的發展看，凡是採行 的國家社會，無論其為先進經濟社會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其失業率的飈升及其無業人口的激增，都特別陡峭而顯著。
失業率越高、無業人口越多的社會，表示各該國家「工作職位」需求顯然凍縮，也表示工作機會之極度減少，以至多數國民都處在無工作可作、無工作所得可拿，而致嚴重的經濟核心喪失，充分映現出「無工無薪社會」的典型表徵。
這種景況態勢映對於今天先進經濟社會的實境，正足以資為有力印證。
失業及放無薪假，所代表的至少有四重意義：一是離開了就業崗位，二是市場就業機會凍縮了，三是失去了既有所得來源，四是減少了可能再有所得機會；這正是「無工無薪社會」的典型樣態。
踰越今年五月即將出現全球災難性經濟格局
祇要新冠疫情氾濫擴散情勢繼續拖延到五月中後，就是主要國家「行動禁制」及「封城鎖國」措施在未來一個月之內猶然不能撤除，且看讓經濟活力與動能無法儘速獲得正常的解放，以至可以恢復疫情爆發前之自由開放水準的話，則迫在眉睫的「世界級經濟大災難」危機必然會極其嚴肅苛厲地大爆發，而且對全世界經濟社會產生固附性衝擊影響，形成全球經濟發展的真正「頹退滯後慢性病」。
一旦這種災難性的經濟困頓格局具體成形，則想要再度啟動各種宏觀經濟手段措施，以及微觀產業類項部門的刺激紓救行動措施，恐怕很難在一兩年時間內，把事態已成沉痾的「五大斷鏈」經濟成長缺口，還能夠予以一一接繼、一一聯通，恢復既往既在1980～1990年代所建立起來網絡機制，給予有效復正，振興復甦，回到從前正常水準，恐怕會難上加難。
也就是說，未來兩到三年的全世界經濟發展，將會繼續一直擺盪在「大衰退」與「大蕭條」的邊際範圍上上下下，人類的苦日子，勢必還有得熬受下去。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