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府和企業家而言，雖然在如何彌補經濟損失、協調已經確定的贊助商等方面需要重新談判，為此付出成本，但包括基礎設施、會場設備、選手實力等方面，若能從「有了更多準備、積累時間」角度來面對，未必只有壞處。
對政府來說，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公關。假如新冠肺炎在今年底告一段落，那麼「東京二○二○」將做為人類戰勝病毒的姿態亮相，有利於提升「失去了三十年」的日本國家形象和影響力，帶來催化劑作用。一切取決於我們如何把危機化為轉機。
收穫最大的應該是日本社會和輿論。反思一下，一三年九月東京申奧成功後，日本可以說是以「舉國體制」準備邁向奧運。但過程都局限於奧運主賽場怎麼辦、馬拉松比賽要在東京或北海道舉行、參賽選手的選拔程序問題，以及大量有關轉播、贊助、觀賽等領域的談判，盡是關注硬體方面問題。
自硬體籌備轉而思考「質的發展」
事實上，做為戰後第二次舉辦夏季奧運，日本不同於第一次時處於高度經濟增長時期，如今已進入老齡化、後泡沫、後現代，更重要的是認真思考和討論此刻舉辦奧運對日本社會「質的發展」、日本國民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深化、日本的發展方向和內涵。
過去七年始終忙於硬體的日本社會，基本上沒有精神和餘力思考、討論「東京奧運的精神世界和真實內涵」。在我看來，這才是日本國民和輿論應好好利用延期的一年時間認真面對的大事。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