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台灣人看冬季戰爭─從俄國與芬蘭的分合看兩岸

2020-04-12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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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戰爭時的芬蘭軍馬克沁重機槍陣地,身穿白色雪衣的芬蘭軍人是蘇聯紅軍眼中的「白色惡魔」。(圖片由作者提供)

冬季戰爭時的芬蘭軍馬克沁重機槍陣地,身穿白色雪衣的芬蘭軍人是蘇聯紅軍眼中的「白色惡魔」。(圖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不只是二戰結束75周年,還是納粹德國與英法兩國大打出手的第80個年頭,對於軍事迷而言具有格外的意義。但還有一個日子,同樣不能為我們所忘記,那就是今年3月13日同樣是冬季戰爭(Winter War)停戰的80周年。這一場介於芬蘭與蘇聯之間的戰爭,因為屬於二戰期間的局部武裝衝突,而且又發生在十萬八千里遠的北歐,並不太為國人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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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衝突爆發時,國民政府就對冬季戰爭保持密切的關注,因為在美國尚未投入太平洋戰爭的情況下,蘇聯幾乎是中華民國取得外援的唯一對象。蔣中正在立場上雖同情芬蘭,但卻無法對史達林施以公開的譴責,只是希望蘇聯能夠趕緊結束在北歐的軍事行動。如果冬季戰爭無法在短期內結束,蔣委員長預計蘇聯必將與日本做出妥協,並犧牲中華民國之權益。

芬蘭在後來爆發的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中,與東線戰場上的德軍共同侵略蘇聯,讓人們下意識認為這個國家屬於希特勒的軸心國陣營。日本又在二戰時加入了軸心國,自然讓反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中國人在情感上同情蘇聯。但是卻鮮少有人知道,其實冬季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其實與納粹德國的關係正處於蜜月期。

根據中華民國駐國際聯盟代表顧維鈞,就在給蔣中正的電報中強調:「此次蘇聯對芬蘭用兵頗受德之聳動,因德擬趁機壓瑞典、挪威、丹麥就範,停止與英通商,同時進窺荷比,以貫徹其封鎖英國東部港岸之政策。德外長並謂明春蘇以英法主協定之故,必在巴爾幹半島設法圍黑海之安全,屆時蘇聯不得不參加歐洲與德國協力。」

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來看,英國與蘇聯結盟共同對抗法西斯,並向中華民國提供援助將是最有利的戰略局面。然而蘇聯對芬蘭的用兵,目的卻是要配合德國封鎖英國東部口岸,以共產主義老大哥身份助長法西斯在歐洲的氣焰,自然是大為國民政府所反對的。但是同一時期在中國,卻有一批來自台灣的抗日份子也在密切關注冬季戰爭的走向。

清朝為曼納海姆頒發的護照,上面寫有他的中文名字馬達漢。(圖片由作者提供)
清朝為曼納海姆頒發的護照,上面寫有他的中文名字馬達漢。(圖片由作者提供)

芬蘭與俄羅斯的分合

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芬蘭,自1808年起就因為瑞典在芬蘭戰爭(Finnish War)中的失敗被割讓給了俄羅斯帝國,成為俄國轄下的一個自治大公國。芬蘭在帝俄統治下被允許保留極高的自治權,所以絕大多數的社會精英與軍事將領對沙皇都有著極高的向心力,就連在冬季戰爭中率領芬蘭抵擋蘇聯的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元帥也不例外。

曼納海姆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極度忠誠,早從日俄戰爭時代開始就為了俄羅斯帝國的榮耀衝鋒陷陣,並以龍騎兵中校的身份被派到東北。也因為來到東北與日軍作戰的原因,曼納海姆還得到了一個「馬達漢」的中文名字,算是與中國結了一點小小的緣分。

從來沒有想過要與俄羅斯分家的曼納海姆,卻因為反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決定率領芬蘭脫離蘇維埃的統治。列寧當時正率領著紅軍與反共白軍交火,還要確保德國將領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支持他的革命,沒有多餘的力氣去維護俄羅斯帝國的固有疆域。於是列寧做出了支持芬蘭獨立的決定,但是他相信芬蘭最終也將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爆發而重回蘇俄懷抱。

在帝俄軍隊服務超過30年的曼納海姆,本身或許沒有帶領芬蘭脫離俄羅斯的堅決意識,但他卻是100%的反共產主義者。既然他所效忠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經倒台,反共白軍在俄羅斯也沒有逆轉勝的機會,曼納海姆唯一的選擇就是確保蘇俄永遠沒有能力吃下芬蘭。芬蘭的紅白內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的1918年1月27日爆發了。

獲得德軍支持的曼納海姆,以鐵腕手段鎮壓了芬蘭紅軍,成功避免了共產黨人的上台奪權。假若共產黨人在芬蘭內戰中贏取勝利,芬蘭的下場就是以一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的身份於1923年併入蘇聯,也就沒有後來冬季戰爭的必要了。史達林(Joseph Stalin)上台後,急於鞏固自己在蘇聯的領袖地位,暫時不把心思放在芬蘭身上。

可芬蘭距離蘇聯第二大城列寧格勒過於接近,隨時可能成為德國或者英法聯軍侵入蘇聯的前進據點,所以史達林從來沒有放棄過重新把芬蘭納入國土的野心。雖然打著國際主義的旗號,史達林終究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希望恢復往日帝俄時代的榮國。只要一有機會,他就不會放棄讓芬蘭重新恢復到過去俄羅斯附屬國的地位。

或許連史達林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因為蘇聯併吞芬蘭的機會居然是由希特勒(Adolf Hitler)主動提供的。1939年8月23日,急於出兵波蘭的希特勒為了避免陷入兩面交戰的局面,派出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簽署條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身為全球反法西斯共主的蘇聯與身為全球法西斯主義共主的納粹德國,就此成為了挑戰英法歐洲秩序的盟友,不只一起出兵併吞了波蘭,還要劃分出各自的楚河漢界。希特勒同意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有芬蘭通通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好讓史達林不要干預他接下來對法國與英國發起的軍事行動。

於是就有了1939年11月爆發的冬季戰爭,曼納海姆再度率領芬蘭軍隊與人民抵擋蘇聯紅軍的入侵,他們利用芬蘭冰冷的氣候和充滿森林沼澤的地理環境,在開戰後第一個月就消滅了兩個師的蘇聯紅軍。身上穿著白色制服,腳上踏著雪橇,完全融入雪國環境的芬蘭戰士們,給蘇聯紅軍留下深刻印象,稱呼他們為「白色惡魔」。

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是一位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他允許手下的中共黨員在自己創辦的《台灣先鋒》雜誌中痛批芬蘭對蘇聯的抵抗,是要把北歐建設成英國侵略蘇聯的跳板。(圖片由作者提供)
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是一位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他允許手下的中共黨員在自己創辦的《台灣先鋒》雜誌中痛批芬蘭對蘇聯的抵抗,是要把北歐建設成英國侵略蘇聯的跳板。(圖片由作者提供)

力挺蘇聯的台灣義勇隊

冬季戰爭與後來的繼續戰爭,因為芬蘭選擇與納粹德國一起進攻蘇聯,而蘇聯紅軍最終又戰勝納粹德國,成為二戰戰勝國的原因,在西方國家向來不受重視。芬蘭身為戰敗的一方,戰後之所以沒有被併入蘇聯,甚至沒有被強迫實施共產主義制度的原因,則歸功於芬蘭勇士們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打出了史達林發自內心對他們的敬佩。

當然更重要的,是曼納海姆極為靈活的外交手腕,在查覺到德國即將戰敗之際立即反水,調轉槍口配合蘇聯紅軍打擊德軍,才讓紅色沙皇史達林對其產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感,並難得的「大發慈悲」讓芬蘭保持獨立。代價是芬蘭必須在外交上採取全面配合蘇聯的「中立政策」,在歷史教育上也不能有任何否定或者反對蘇聯的內容出現。

所以關於冬季戰爭的歷史書籍,不只在美國獲得的重視程度還不如中國的對日抗戰,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為芬蘭本國的國民所瞭解。直到2018年以繼續戰爭為背景的電影《無名戰士》(Unknown Soldier)於台灣上映,才讓一部份國人注意到芬蘭與蘇聯打仗的歷史,但卻沒有人能想像到80年前就已經有一群台灣人在關注冬季戰爭的發展。

這一批人不是別人,就是筆者過去所經常提及的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將軍。如筆者過去所描述,台灣義勇隊雖然名義上是一支由台灣人所組成,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顧祝同將軍領導的第3戰區服務的政工單位,可李友邦唯一聽命的對象,卻是時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台灣義勇隊從性質上來看,則是新4軍實質意義上的外圍部隊。

而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以前,中國共產黨扮演的都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角色,所以對待任何國際事件的立場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無條件的追隨蘇聯。打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高喊「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的中共就跟著莫斯科的口吻譴責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是法西斯。然而此種以反法西斯為第一優先的立場,卻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後出現了戲劇性的改變。

既然史達林同志都改變了立場,轉而與希特勒握手言和,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也就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頭號敵人。藉由閱讀李友邦創辦的台灣義勇隊內部刊物《台灣先鋒》,筆者發現到他的「政治覺悟」相當之高,發現風向變了以後就馬上跟著中共調整立場,將頭號矛頭由原本的德義法西斯主義轉向英法「帝國主義」。

在蘇聯尚未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他們將英法與德義之間的戰爭視為兩股帝國主義力量之間的戰爭,沒有任何一方代表絕對的正義。而聲援芬蘭的英法還有美國,則是比德國、義大利還要邪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具備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台灣義勇隊秘書張一之就指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贓不均,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與德義帝國主義之間種下了矛盾。」

因為在台灣義勇隊的視角中,唯有致力於解放全人類的蘇聯,是無私又正義的一方。所以任何與蘇聯做對的帝國主義,都會被他們解讀為頭號敵人。而在1939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軸心國與蘇聯屬於盟友關係,以英法為代表的同盟國就成為了台灣義勇隊解讀中的「大撒旦」。甚至對蘇聯率先發動侵略,攻下波蘭、芬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紅色帝國主義」行為選擇視而不見。

當蘇聯與芬蘭在1940年3月13日簽訂和約之後,《台灣先鋒》社論指出紅軍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國家由北歐進攻蘇聯的陰謀,增加了蘇聯在北歐維護和平的力量」。該社論還進一步強調:「帝國主義者拖人下水及擴大戰爭的妄想並未放鬆。關於瑞典、挪威、芬蘭三國談判『防禦同盟』的醞釀,我們可以看出張伯倫並未死心,但因蘇聯及德國的力量,這最後一著棋子,也未如望。」

瑞典、挪威與芬蘭等國家對史達林的自我防衛,都被台灣義勇隊解讀為被英國「帝國主義」者拖下水。此種歌頌蘇德又反對英法,且完全不顧東北歐被侵略小國立場的態度,與蔣中正聯合美國的長期戰略顯然是相互牴觸的。蔣中正與張伯倫的想法其實一致,那就是希望「禍水東引、或者「禍水北引」,讓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一起進攻蘇聯,爭取自由民主國家坐山觀虎鬥。

不過因為德國與蘇聯都是國民政府抗戰初期的主要武器來源,所以蔣中正雖然同情波蘭、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小國,卻沒有辦法對史達林提出公然譴責。蘇聯志願飛行員仍英勇的在為中國戰鬥,國共兩黨也尚未公開決裂,所以《台灣先鋒》在形式上並沒有違背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取締台灣義勇隊,在那個中蘇與國共合作氛圍還十分強烈的環境裡,其實是不利於國民政府的。

李友邦不只創辦了為蘇聯、中共唱讚歌的《台灣先鋒》,還在台灣義勇隊的編制下創立台灣少年團,邀請台灣義勇隊成員的未成年子女加入。而在聯俄容共的政治環境下,國民政府內親近蘇聯者也不是只有來自台灣的共產黨員,時任中蘇文化協會總會長的孫中山之子孫科,就力邀台灣少年團的小朋友寫信給蘇聯小朋友表達感激之意。

《台灣先鋒》刊登了不少台灣孩童寫給蘇聯孩童的信,其中立場最為激進左傾,並在戰後投效中共的台灣少年團團長王正南,就對他在蘇聯的同志表示:「我們在台灣讀書時,不能讀中國文,讀日文讀不來,日本人拉我們去碰石頭做的黑板,有時還要坐監牢,我們真恨死了,希望你們不斷地把飛機和大砲運來幫助我們打鬼!」

可見蘇聯提供的空軍與砲兵支援,給台灣孩童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於蘇聯志願隊在1938年2月23日空襲台北松山機場一事,他們顯然毫不介意。少年團另外一位小朋友李廣則表達了參加中華民國空軍的心願:「我想做一個航空員,飛到台灣看看現在的情形,飛到蘇聯同你們拉手,你們的空軍真發達,我們真羨慕。」

即便是當蘇聯於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並公然承認滿洲國後,仍不見台灣義勇隊批評其精神祖國。畢竟就連強調獨立自主路線的毛澤東,也是如此歌頌蘇聯:「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這個條約的意義,首先在於鞏固了蘇聯東面的和平,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發展。而蘇聯的這種和平與發展,也即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利益。」

清朝為曼納海姆頒發的護照,上面寫有他的中文名字馬達漢。(圖片由作者提供)
曼納海姆在芬蘭被視為民族英雄,也獲得俄國人與中國大陸的推崇,認為他是有智慧的愛國主義者。。(圖片由作者提供)

台灣人應加強國際觀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全面向蘇聯發起進攻。台灣義勇隊再度跟著中國共產黨的口吻「轉彎」,重新將軸心國定義為首要敵人,並把歐洲戰場上與蘇聯紅軍並肩作戰的美英兩軍定位為盟友。芬蘭則因為跟著德軍入侵蘇聯,成為了真正的「法西斯」國家,雖然曼納海姆極力避免讓芬蘭的利益完全與軸心國的利益綁在一起。

所以才會有戰局不利於軸心國時,突然上演芬蘭軍隊集體倒戈,配合蘇聯紅軍進攻德軍的場景。戰後芬蘭也以在軍事外交政策上全面配合蘇聯,同時查禁國內批評蘇聯言論為條件,換取芬蘭在主權獨立的情況下保持民主制度。為了實現這個條件,曼納海姆甚至放棄了在祖國芬蘭永久定居的權利,最後於1951年在瑞士去世。

與蘇聯對抗的曼納海姆和為蘇聯唱讚歌的李友邦,雖然看起來立場是那麼的不同,但是最終都走到了同樣的一條道路上,那就是無條件的親近蘇聯。然而李友邦與曼納海姆親近蘇聯的出發點卻完全不一樣,從而決定了兩人戰後南轅北轍的命運。李友邦身為中共的地下黨員,在事跡敗露以後被蔣中正下令於馬場町槍決,到另外一個世界向列寧報到去了。

曼納海姆則成為了芬蘭的民族英雄,去世後等待他的是首都赫爾辛基民眾為他準備的盛大國葬。他與李友邦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雖然都親近蘇聯,而且曼納海姆還是位精通俄語的前帝俄軍官,但前者是為了捍衛芬蘭而戰,後者則是為了替蘇聯赤化中國而戰,此種立場上的差異已經顯示出了兩人截然不同的歷史定位。

冬季戰爭的經歷,讓曼納海姆理解到沒有一個強權能在蘇聯大軍壓境時幫助自己,讓他在外交戰略的選項上發展出強大的靈活性。所以芬蘭在軸心國勢力強大的時候能與德國結盟,等到共產主義勢力取而代之以後又能立刻轉向蘇聯,從而確保國家的獨立性,這確實是曼納海姆的高明之處,也是過於強調對盟邦承諾的蔣中正所沒有辦到的。

某種程度上,曼納海姆更像是1953年後與蘇聯分道揚鑣,走上民族主義路線的毛澤東。一來兩人都把蘇聯老大哥當成頭號潛在威脅,二來則是兩人都可以為了中華民族和芬蘭民族的生存,在冷戰時代的不同陣營中左右搖擺。甚至於打著不結盟運動或者永久中立國的旗號,今天跟蘇聯老大哥吃香喝辣,明天跟第三世界國家交朋友,後天又與北約國家稱兄道弟。

芬蘭因為1932年就承認了滿洲國的關係,很早就與中華民國終止了外交往來,相互關閉了對方的公使館。後來汪精衛政權成立,芬蘭也是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與蔣中正的關係從來就稱不上緊密,或許這是為什麼《台灣先鋒》能大言不慚力挺蘇聯的一大原因。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也沒來得及在1949年以前與芬蘭恢復邦交。

於是芬蘭也成為了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雙方在1950年10月28日完成建交。芬蘭這麼做的原因,一來是為了配合蘇聯的外交戰略,二來則可能有暗中聯合中共鉗制蘇聯的地緣政治考量。近年來俄羅斯在強人普丁的領導下,有重新回歸擴張主義的跡象,令芬蘭感到十分恐懼,從而有了靠攏北約的政治傾向。不過依據曼納海姆留下來的遺訓,芬蘭想必還會繼續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保留另外一個牽制俄羅斯的戰略籌碼。

今天台灣的政治人物,無論是藍色還是綠色都很喜歡討論「芬蘭化」,可他們對芬蘭與俄羅斯、北約還有中共的關係大多並不瞭解,就連對「芬蘭化」的解讀也是相當片段化,讓人感到非常可惜。還有不少國人對北歐、東歐國家傳統上遭受蘇聯威脅侵略的歷史缺乏理解,一如80年前《台灣先鋒》的立場般為普丁的擴張拍手叫好,更是讓筆者覺得台灣人的國際觀真是毫無長進。

到底何謂「芬蘭化」,台灣的統派與獨派在討論「芬蘭化」的時候,又是如何對「芬蘭化」做片面的解讀來迎合自身的政治利益?「芬蘭化」的哪些觀點符合統派,哪些觀點又符合獨派?為什麼「芬蘭化」曾經飽受西方學者批判?這套理論用在統派或者獨派身上,又是有哪些自我矛盾的地方?筆者將在未來繼續為大家介紹,敬請期待!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者,軍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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