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新經濟時代─賺的錢,花到哪去了:《大停滯》選摘(2)

2017-04-16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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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醫療手術為例,沒有醫療險的病人,整體而言,術後的健康狀態比那些有保險的人要來得好。你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這樣的結果,但這正是我們要質疑更高醫療支出是否值得的理由。(資料照)

以接受醫療手術為例,沒有醫療險的病人,整體而言,術後的健康狀態比那些有保險的人要來得好。你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這樣的結果,但這正是我們要質疑更高醫療支出是否值得的理由。(資料照)

如果生產力提升,如果我們更努力,那麼,我們就能事半功倍。這沒什麼不好,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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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十年來的生產力統計,顯然給了大家希望。從一九七三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生產力的數據一直很低。但在那之後,卻突然甦醒起來。例如,從一九九六到二○○○年,生產力每年都成長二.八%;二○○○到二○○四年,則出現第二波的飆升,每年成長高達三.八%。怎麼看,都不能說是表現不好。

然而,我不能不說的是:我們可能都被生產力數據,以及國民所得統計給誤導了。其實非常有可能,我們的實際生產力與國民所得增長的速度,並不如數字上所看見的那麼樂觀。我並不是要否定我們在生產力上──例如在資訊科技領域──的進展,但我擔心的是,這些進展正在被其他領域的生產力流失所抵銷。

@c:找出生產力不高的人,然後……炒了他們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二○○五年,金融業占美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八%。這個數字,在二○○○到二○○四這段「生產力爆炸」的期間,年年成長。數字,我們都看得懂,但金融業到底在那幾年內「生產」了什麼?我們所看到的統計數據,並沒有點出金融業成長背後問題叢生的本質──也正因為這樣的本質,才醞釀了接下來的大崩盤。被我們視為「創造價值」的活動,到頭來卻是在「摧毀價值」──看看那些房地產,以及錯誤的金融創新商品吧。

 

別忘了,中數位所得幾乎沒什麼成長,而股價──也就是「資本的評價格」──也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穩定的上揚。截至二○一○年秋天,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差不多回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的水準而已。正如經濟學家麥可.曼德爾(Michael Mandel)說的:假如勞動力與資本的報酬都不見成長,那些與生產力相關的統計數據,我們能相信嗎?

近年來,最大幅度的生產力提升,出現在二○○九到二○一○年。其中有好幾季,每人每小時的年均生產力,甚至還成長超過五%。但是,這段期間各種推出的新科技,卻似乎沒有呼應這樣的統計。相反的,企業裁掉了很多員工,而且證明就算沒了這些員工,照樣可以有跟過去同樣多的產出。

換言之,每人每小時生產力的提升,主要是來自勞動時數的減少。「找出生產力不高的人,然後炒了他們。」是過去幾年來生產力提高的主要來源。對某些資本家與消費者來說,這是好消息;但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那種生產力的全面提升,才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明顯的改善。

生產力與國民所得統計不可靠,想要搞清楚細節,我們可以來看看國民所得──以及這數字是怎樣被計算出來的。

我們先來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我們的食物供應鏈中,栽種、配售、賣出一顆蘋果的成本是一美元,這一美元就會被算到我們的國民所得中。當然,有時候當中會有爛蘋果,但只要消費者繼續購買,我們就能推算出答案。

接下來,讓我們來想像一下政府的角色。假設政府現在要花一百萬元,來整修馬路。這筆錢,該怎樣算進國民所得中呢?儘管沒有任何消費者「買」下這條路,但這一百萬,還是得算進一個國家的「財貨與勞務產出」(the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中。(★★原譯 「商品與勞務產出」)

換句話說,在計算國民所得這件事情上,我們會把政府的「花費」,視為政府的「產出」。有時候,政府的「產出」是提供商品或服務──例如,國家公園的門票,或是高速公路收費等;但大部分時候並不是如此,我們政府所做的事情中,各種收費只是一小部分,而通常我們會把政府用了納稅人多少錢,視為政府產出的價值。老實說,除了這麼做,我們也不知道還能怎麼算才好。

@c:當我們的錢,花在可有可無的事情上……

政府產出的「價值」,有時候會高於我們實際花的錢,有時候則會比較低。政府該在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不是我們這裡要探討的課題,但有個原則很關鍵: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功能」,其「價值」遠高於那些可有可無的「附加功能」──例如,花在警察、法院以及軍隊(擔負保家衛國責任)的一塊錢,會比花在假都市更新之名、在某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整修倉庫的一塊錢,要來得有價值;拿來救助真正貧苦人家的一塊錢,也會比把福利嘉惠到窮、但沒那麼窮的人身上,更來得有價值。以此類推。

然而,回到國家財政收支上,一旦我們開始動手計算國民所得,不管錢花在哪裡,一塊錢就是一塊錢。我們的計算方式意味著,無論政府的規模多大,施政的品質、重要性與效率,都是維持不變的。

長期而言,我們花在政府身上的錢當中,會有越來越高的比率,是花在可有可無的事情上,而不是必要的功能上。換個方式來說,就是政府這些可有可無「附加功能」(就算是好的)的邊際效用,都會隨著政府的規模越大而呈現遞減。這麼說,並不是否定政府的價值,只是說明一個基本常識。

因此,當我們透過政府多花一塊錢,平均而言,會比我們所花的一塊錢要來得沒價值。政府,越是邊緣性的功能,生產力越低,但我們在統計國民所得時,還是把政府所花的每一塊錢都一視同仁。我們把花在蓋高速公路的每一塊錢──無論是拿來蓋連結大城市的重要路段,或是延長到偏遠地區的路段──都視為是等值的。

拿我們花在買蘋果的錢來做比較吧。就像剛才舉的政府例子,我們原本買的蘋果,會比後來多買的,能為我們帶來更高的價值。我們所買的第一包蘋果,能讓我們解饞,或是讓我們為一場重要聚會烘焙出一個蘋果派。但當滿足了基本需求之後,多出來的蘋果就沒那麼重要了。

但這裡有一點不同:當一個國家產出的蘋果越多,價格也會隨之下跌。這一來,蘋果為我們所帶來的價值,就會反映在價格上,因此在統計時,我們就不會高估整體蘋果的產值。由於這裡我們是用「價格」──而不是「成本」──來計算價值,因此不會出現每一顆蘋果都等值的問題。如果一批蘋果乏人問津,市場價格就會真實反映它們應有的價值。

問題是,在政府支出上,我們仍然是以「成本」來計算,無法用自由競爭市場的原則,來賦予應有的價值。

要更準確地理解我們國家經濟的表現,就要謹記以下這條關於競爭力的基本前提:

當一個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越龐大,所公布的經濟成長率數據──相對於實際生活水準的提升程度──誇大的程度也越高。

@c:永遠永遠,只算金額,不管價值

無論你是不是大政府主義者,都無法否認這個事實。

在統計經濟成長率時,我們必須關心的事情之一是:今天的政府,比昨天進步多少?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有效產出」(原:有價值產出)的改善程度,而不是絕對的產出金額增加了多少。就算你對於我們政府的表現滿意得不得了,也都得承認:政府不斷延伸出來的功能,所創造的價值──平均來說──還是不如那些核心功能。

還有,這裡所說的政府規模,不是指「政府占總體經濟比重」,因為在這種定義下,包含了許多經費移轉、福利支出等等,這類支出通常只是把錢從一個人名下,轉到另一個人名下而已。比較能正確顯示政府規模大小的計算方式,其實是看「政府支出」的金額──也就是政府在做哪些事情。在美國,這個數字通常介於GDP的一五%至二○%之間。

而一旦政府支出的絕對金額增加(通常就是如此),也意味著,政府所提供的價值,比統計上所顯示的要來得少。

我們可以推演出這樣的結論:

當政府支出占總體經濟的比率越高,我們越難判讀總體經濟的表現與生活水準提升的實際情況。

如果我們回到創新的顛峰期──也就是惠普納所說的十九世紀中期到末期──當時各層級政府的支出,大約只占美國GDP的五%。當時的GDP統計,大都是像我們今天估算蘋果市場的方式,有人或許認為,這顯示政府做得太少了,但重點不在這裡。重點是:要有市場交易,我們才比較容易估算出價值。在市場上,再大的泡沫也有爆破的一天;但在政府支出上,卻只會年復一年的增加,而且永遠永遠只算金額、不管價值。

你有沒有好奇過,為什麼很多開發中國家──當然是指那些很成功的──全是靠著外銷產品而富裕起來的?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部市場,讓產品能展現應有的價值。如果你能成功外銷,通常不是因為你有特權、有關係、搞行賄、賣假貨,而是因為有跟你國家八竿子打不著關係、也不關心你的什麼福利的人,願意掏錢買你的東西。

努力外銷,意味著讓你的產品天天接受價值檢驗。如果你能順利通過檢驗,代表著會有好結果發生。東亞的成功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與新加坡,都深諳箇中道理。市場,是一個衡量經濟價值很好的指標,當我們離市場的檢驗越遠,我們就越難知道自己的生產力到底好不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醫療──一個同樣沒受到市場價值檢驗的產業。

@c:醫療花費高,不等於人民比較健康

看醫生,應該不會有人是為了去欣賞醫生的辦公室美不美,去吃吃看藥物味道好不好,或是純粹坐在候診室裡打發時間。相反的,很多人怕死了看醫生。我們去看醫生,是因為我們希望醫生能讓我們更健康。

然而,醫生們也不像前面談到的蘋果,他們不必面對同樣的市場檢驗。

一顆蘋果好不好吃,我們咬一口當下就知道。如果買到爛蘋果,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再去某家水果店,或是不買某個牌子。但相反的,一個醫生是否高明,我們往往不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得在很久以後才會知道。

換言之,醫生們接受市場檢驗的,在於他們能否給我們帶來希望,以及能不能讓我們覺得受到照顧,而不在於他們是否真的能讓我們更健康。但「感覺有希望」,實在很難算得上是什麼有效的檢驗標準,「希望」本來就不是什麼理性的東西。

醫療產業沒有受到正確的市場檢驗,還有一個原因:普遍存在的「第三方」──不是來自政府,就是來自保險公司──付款制度。大部分的醫療費用,通常都不是由病人自己──也就是選擇醫院或選擇醫療方式的人──來支付。光是這一點,就能讓藥品大大地遠離市場的檢驗。

你或許會認為,醫療產業本來就該如此。但這也意味著,很多花在醫療上的錢,其實花得毫無意義。你或許也會以為,保險公司會嚴格檢視付款內容,確保這些錢會花在好醫生與好醫療上面。但因為種種原因,保險公司根本很難這麼做(例如他們有時候會指控大醫院,擁有不合理的獨占權),也讓這個產業很難受到市場檢驗。

假如把數據攤在面前,這些數據將告訴我們什麼答案?

美國花在醫療服務上的錢,在GDP的占比遠高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今天,這個數字大約是一七%。但比起其他富裕的國家,美國醫療服務的表現,卻沒有好到哪兒去。底下是一個比較表:

花大錢,未必買得到健康!──主要國家醫療支出與平均壽命比較表。(泰勒.柯文提供)
花大錢,未必買得到健康!──主要國家醫療支出與平均壽命比較表。(泰勒.柯文提供)

你可以隨便挑個國家。拿英國來說──醫療產業同樣是世界上最不市場導向的國家,大部分的醫療服務都是由政府與保險買單──花在醫療上的錢比美國少得多,但平均壽命、整體醫療滿意度,都不比美國差。大體來說,一個在醫療上花得多的國家,並不等於人民就比較健康──至少就數字上來看是如此。

問題是:在美國,醫療是成長最快的產業。

塞浦路斯、法屬瓜德羅普島(Guadaloupe)與希臘,這些地區的人,平均壽命都比美國人高;他們平均每人花在醫療上的錢,也遠低於美國。難道這是因為塞浦路斯的醫院太好了?還是因為希臘人的醫療科技很讚?都不是。而是這些地區的人吃得比較健康,有較好的運動習慣,搞不好還有其他神奇的原因。但無論他們還缺什麼樣的醫療新科技,這些地區所展現的醫療成果都不算太差

相較於這些國家或地區,美國擁有的條件實在好太多了。我們有比較好的醫院,有更專業的醫療方法,有更多種類的藥物。在這裡,你會有更多「有希望」的感覺,起死回生的機率也大得多。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沒有活得比別人長命。

其他證據也指向同樣的結論:醫療生產力的正確數據,並不容易取得。許多嚴謹的研究都質疑,花這麼多錢在醫療保健上,究竟創造了多少價值?用嚴謹的統計學方法,我們是無法從全美五十個州在醫療保健上的累積支出中,去推估出醫療產值的。此外,一旦我們把所得、教育、飲食、抽菸與藥物使用習慣等因素納入分析,更無從得知到底醫療支出的多寡,能為平均壽命帶來多少影響。

知名的研究機構蘭德智庫(RAND Corporation)在一九七○年代的一項研究中,讓數千名美國人享有百分之百的全額免費醫療照護,條件是必須部分負擔醫療保險的共付額。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人,享有免費醫療的人使用醫療服務的頻率,多了約二五%至三○%。然而,除了最最貧窮的族群之外,免費醫療並沒有讓其他人更健康。而最貧窮族群之所以變得更健康,則是受到醫療之外其他很多因素的影響。

以接受醫療手術為例,沒有醫療險的病人,整體而言,術後的健康狀態比那些有保險的人要來得好。你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這樣的結果,但這正是我們要質疑更高醫療支出是否值得的理由。

@c:切片麵包問世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別傻了

大衛.卡特勒(David Cutler)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也是醫療經濟學領域的頂尖專家。不久前,他針對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之間的美國經濟生產力進行研究。根據他的統計,這段期間的平均生產力,每年增加二.四%。那麼,其中醫療生產力的表現又如何呢?答案是:些微的負成長。這至少告訴我們,要正確理解醫療生產力的數據,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點出以上這些,目的並不是要妖魔化醫療產業,不是要抨擊那些醫療機構,也不是要你別再去看醫生。問題,可能出在醫生身上,可能出在病人身上,可能出在政府身上,也可能出在保險公司身上。但或許,有問題的是統計數據;也或許,問題就出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或者相反的,你可能會認為所有這些新的醫療保障,是打從切片土司問世以來最棒的發明。

而「或許」這兩個字,正是這裡的關鍵詞。我們的醫療產業,並不特別值得被信賴。對於目前我們用來評估醫療產值的方法,老實說我沒什麼信心。該怎麼做,或不該怎麼做,我們其實並不很清楚。假如有更多錢可花,要把錢花在哪裡比較好,我們也不甚清楚。不管問題出在哪,對於醫療支出的品質與實際價值,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知道答案。

讓我們換個方式,進一步來了解這個問題:

有些醫療有效,有些則沒效。

關於這一點,我們都會同意。在沒效的醫療上,我們往往花更多錢,換來非常有限的回報;而在那些還算有效的醫療上,大部分──我們可以這麼說──的好處與支出都落到年長者身上。我們之所以如此花錢,其中一種可能是,希望當我們自己老的時候,至少能更長壽,活得更舒適,有更棒的病床、更多好醫生,以及更多好用的止痛藥。當然,最後我們很可能發現,花這些錢是值得的,畢竟死前的痛苦是令人相當畏懼的。

然而,即便我們大多數人都這麼想,「垂得低低的果子」──現代醫療的科技躍進──也不復見了。我們人生中的大半時間,都看不到太多這樣的果子,在此同時,我們必須不斷花更多錢在醫療上。也許,等到某人──例如張三──八十一歲迫切需要止痛藥時,「垂得低低的果子」會再度冒出,但依照張三今天的生活模式,張三今天的所得,張三對未來可能性的理解,以及張三對政治的失望,今天的張三還是享受不到什麼可口的果實。相反的,比起過去科技大躍進的時代──例如一八九○年──這樣的甜美果實可是從老人到小孩,天天都能享受到的。

增加醫療支出的好處都讓老人享用,當然未必是不對的。但其他大部分人之所以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主要是因為大家並不覺得醫療產業的快速成長,為自己此刻的生活帶來明顯改善──就像當年電力、汽車所帶來的大改變那樣。這也提供了我們解讀當前美國經濟的另一個角度:今天醫療支出增加所帶來的好處,我們恐怕要等到很遙遠的未來才能享受到。

回來談談相關的統計。有評論認為,對於中位數所得的統計中,並不包含職場福利改善所帶來的好處。而如果我們能將這些福利加進來,長期所得的數字會比較好看些──至於好看多少,很難說,因為這些「福利」的統計,並沒算出中位值。

但不妨以今天的角度,想想所謂的「福利」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這些福利的改善,大部分是來自醫療保險支出的增加。換言之,福利之所以改善,是因為我們花更多錢在醫療上。那麼,究竟這些福利創造了多少價值?還有,我們所增加的醫療支出,又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回報?這,又讓我們回到「花在醫療上的錢,究竟值不值得」的問題上了。

@c:今天的教育品質,有比過去好嗎?

今天,教育支出約占美國GDP的六%。但我們所增加的教育投資,帶來多少報酬呢?現在的美國學生在念完十二年基本教育之後,有比過去的孩子更優秀嗎?

很難說。讓我們先來看看二○○九年的「國家教育發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想要回答這類問題,人們通常都說要看這份資料。在這份總共五十六頁的報告中,我在第一頁看到這麼一段話:「十七歲美國人的閱讀能力,與一九七一年時並沒有顯著差異。」同一頁上,再往下讀,另一段寫著:「十七歲美國人的數學能力,與一九七三年時並沒有顯著差異。」

你可以用統計學,翻來覆去用不同角度檢視這些數據,但其實只要用眼睛,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孩子們在這些測驗上的表現,一直沒什麼進步──而且已經有長達數十年時間都是如此。

別忘了,根據所謂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每一個世代的智力測驗得分,應該都會比上一代來得高。因此,如果我們在比較抽象的智力測驗的得分越來越高,但在學業上的成績卻沒有什麼長進,也許這就意味著,學校的生產力不斷下滑──即便我們花了更多錢在教育上頭。

或者,我們也可以來看看數學成績。美國是個比較富裕、也比較聰明的國家,我們的科技更仰賴數學,家中每一台電腦也都是建基於數學之上。你也許會想,數學程度的提升,或數學成績的改善,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你也許還會認為,數學這門學科幾十年來沒有什麼大變化,因此會有更多更好的教學方法,把過去的舊方法淘汰掉。但從整體來看,這些想法似乎都不成立。我們必須正視的,是整體教育生產力正在衰退的可能性。

在美國,能順利念完高中的人,比率正在降低。如果你仔細分析數據,就會發現美國高中生的畢業率在一九六○年代創下高峰──大約八○%;而今天的實際數字,遠遠低於官方預估的八八%。過去三十五年來,一般家庭與弱勢家庭的孩子畢業率差距,也始終沒有拉近過。再加上,高中每年所發出的新證書中,有大約兩成,都只是學力考試的及格證書;在求職市場上,這些人都只會被列為「非高中畢業」,而不是高中畢業生。從以上種種數據,我看不出教育體系的生產力,有什麼提升的跡象。

那麼,過去四十年來,我們花在教育上的錢又有什麼變化呢?答案是:增加了很多!儘管從一九七○年代初期以來,成績一直沒有起色,但是經通膨調整後,我們花在每位學生身上的錢,卻多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我們花在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支出是五五九三美元,到了二○○六至二○○七年,這個數目已經暴增到一二四六三美元。既然花的錢增加了這麼多,你應該會期待教育品質有更大幅、更明顯的提升才對。

@c:花了大錢,卻沒有改善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跟國際比一比。

美國教育支出在總體經濟的占比,一直都遠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值;與各國比起來,也僅次於冰島。然而從成績來看──至少在高三程度上──我們並沒有比別的國家優異,包括我們的鄰國加拿大。

也許,我們的進步沒有呈現在成績上,而是在其他方面;也許,現在有了更多好玩的新足球隊,家長與老師的合作更緊密了,而學校也有了更多新穎的電腦室。這些都毫無疑問,我聽過也讀過很多這些方面的進展,我女兒念的高中裡,現在有很多設備就是我小時候壓根沒見過的。但問題是:這些玩意兒實際上到底創造了多少額外的價值?沒有人知道。

那些針對十二年基礎教育所做的學術研究報告,都告訴我們花在美國公立學校經費的多寡,與學校所達到的教育品質高低,沒有任何「一眼就能看出來」的相關性。但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套用各種統計方法、更細部分析數據後,主張高等教育的投資是值得的。

解讀這兩種衝突觀點的一種方式,就是相信我們如果把錢花在對的刀口上,就能帶來好結果。但有多少錢真的是這樣花的呢?如果我們想知道的,是自己究竟「過得如何」,我們要看的,可不是什麼「經統計方法修正後」的教育成果,而是最終的真正表現。而我們的表現──再一次的──只是平平而已。

我們花在教育上的錢,當中有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跟花在買蘋果的錢不同,我們的教育支出並沒有接受市場的嚴格檢驗。

比起十二年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領域就有競爭性多了。因為高中畢業以後,你通常不會只挑選住家附近的學校來讀。有這麼多國外學生想要來美國念書──假如能取得簽證的話──也讓我很感動。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並沒有改變十二年基礎教育的問題,也不得不讓人大大質疑我們在教育上的生產力。

我們年復一年,花在基礎教育上的錢越來越多,卻──有長達好幾十年──始終不知道成果究竟如何,這一點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就像買電腦,你能想像同樣的事情發生──一直花錢,卻不知道電腦有沒有比較好用──嗎?還有上館子、買衣服、買車子,你也會這樣嗎?

我認為不會。在經濟裡的其他領域,如果我們花了一大筆錢,通常會得到比較好的東西。把小孩送到私立學校,你或許能讓他受到較好品質的教育;但是在公立學校,錢就算花得更多,卻不見得能改變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有太多理由,對現有教育體系的生產力感到憂心。而這個體系,今天在我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

@c:我們經濟的未來,你開始擔心了嗎?

讓我們總結一下以上的討論。政府的消費支出、教育上的支出與醫療上的支出之間,的確有部分是重疊的,但整體算下來,即使扣除了重疊的部分,還是占了我們GDP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它們也是我們經濟裡頭支出成長最快的三個領域,而其中至少有兩個(即醫療與教育),照理來說也應該是最活躍的領域。然而,要正確理解這三個領域所創造的價值,卻是格外困難;想要讓它們更健全、看見它們的改善,更是難上加難。在我看來,這也是三個高度被政府扭曲的領域。

我們很可能都低估了這三個領域的表現,也高估了它們帶來的成果,而使得我們花了冤枉錢。換言之,實際上我們很可能過得比那些數據──關於生產力與國民所得的統計──所顯示的要來得糟糕。至少可以說,我們不知道自己花了這麼多錢之後,到底成就了什麼結果。這,滿恐怖的──我們經濟的未來,居然是寄望於這樣的產業之上。

讀到這裡,你開始擔心了嗎?

關於這個議題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位經濟學家是前面提到的麥可.曼德爾。曼德爾經營一家新聞與教育的媒體公司,叫做Visible Economy LLC。曾經擔任美國《商業週刊》專欄作家的曼德爾,對於我們近年來的創新品質,提出過許多質疑;對於統計數據所顯示的生產力提升,他也提出挑戰。

其他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諾瑞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與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度更高、得過獎的評論者,也經常探討總體經濟與發展問題。大家可從他們那裡聽到或讀到像是「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s)、「貨幣危機」(currency crisis)與「非洲的未來」等分析。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科學、科技以及「科技高原」形成的歷史背景。

彼得.希爾(Peter Thiel)是全球跨國線上交易支付平台PayPal的共同創辦人,也是Facebook最早的股東之一(電影《社群網戰》〔Social Network〕裡頭有他的角色,只是不怎麼正面就是了)。針對創新速度的減緩與生產力降低這件事,他早就提出警告。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他直截了當地說:「科技已經不行了,但是人們拒絕相信……從製藥、機器人、人工智慧到奈米科技,這些領域的進展速度,遠比人們所想像的慢。問題是:為什麼?」

他還沒有把他的想法寫出來,但對於我們的現代經濟,他的看法一針見血。

大停滯書封。(早安財經提供)
《大停滯》書封。(早安財經提供)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喬治梅森大學,並主持該校知名智庫Mercatus Center。《彭博商業週刊》稱他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選他為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大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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