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產力提升，如果我們更努力，那麼，我們就能事半功倍。這沒什麼不好，不是嗎？
過去數十年來的生產力統計，顯然給了大家希望。從一九七三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生產力的數據一直很低。但在那之後，卻突然甦醒起來。例如，從一九九六到二○○○年，生產力每年都成長二．八％；二○○○到二○○四年，則出現第二波的飆升，每年成長高達三．八％。怎麼看，都不能說是表現不好。
然而，我不能不說的是：我們可能都被生產力數據，以及國民所得統計給誤導了。其實非常有可能，我們的實際生產力與國民所得增長的速度，並不如數字上所看見的那麼樂觀。我並不是要否定我們在生產力上──例如在資訊科技領域──的進展，但我擔心的是，這些進展正在被其他領域的生產力流失所抵銷。
@c:找出生產力不高的人，然後……炒了他們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二○○五年，金融業占美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八％。這個數字，在二○○○到二○○四這段「生產力爆炸」的期間，年年成長。數字，我們都看得懂，但金融業到底在那幾年內「生產」了什麼？我們所看到的統計數據，並沒有點出金融業成長背後問題叢生的本質──也正因為這樣的本質，才醞釀了接下來的大崩盤。被我們視為「創造價值」的活動，到頭來卻是在「摧毀價值」──看看那些房地產，以及錯誤的金融創新商品吧。
別忘了，中數位所得幾乎沒什麼成長，而股價──也就是「資本的評價格」──也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穩定的上揚。截至二○一○年秋天，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差不多回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的水準而已。正如經濟學家麥可．曼德爾（Michael Mandel）說的：假如勞動力與資本的報酬都不見成長，那些與生產力相關的統計數據，我們能相信嗎？
近年來，最大幅度的生產力提升，出現在二○○九到二○一○年。其中有好幾季，每人每小時的年均生產力，甚至還成長超過五％。但是，這段期間各種推出的新科技，卻似乎沒有呼應這樣的統計。相反的，企業裁掉了很多員工，而且證明就算沒了這些員工，照樣可以有跟過去同樣多的產出。
換言之，每人每小時生產力的提升，主要是來自勞動時數的減少。「找出生產力不高的人，然後炒了他們。」是過去幾年來生產力提高的主要來源。對某些資本家與消費者來說，這是好消息；但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那種生產力的全面提升，才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明顯的改善。
生產力與國民所得統計不可靠，想要搞清楚細節，我們可以來看看國民所得──以及這數字是怎樣被計算出來的。
我們先來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我們的食物供應鏈中，栽種、配售、賣出一顆蘋果的成本是一美元，這一美元就會被算到我們的國民所得中。當然，有時候當中會有爛蘋果，但只要消費者繼續購買，我們就能推算出答案。
接下來，讓我們來想像一下政府的角色。假設政府現在要花一百萬元，來整修馬路。這筆錢，該怎樣算進國民所得中呢？儘管沒有任何消費者「買」下這條路，但這一百萬，還是得算進一個國家的「財貨與勞務產出」（the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中。（★★原譯 「商品與勞務產出」）
換句話說，在計算國民所得這件事情上，我們會把政府的「花費」，視為政府的「產出」。有時候，政府的「產出」是提供商品或服務──例如，國家公園的門票，或是高速公路收費等；但大部分時候並不是如此，我們政府所做的事情中，各種收費只是一小部分，而通常我們會把政府用了納稅人多少錢，視為政府產出的價值。老實說，除了這麼做，我們也不知道還能怎麼算才好。
@c:當我們的錢，花在可有可無的事情上……
政府產出的「價值」，有時候會高於我們實際花的錢，有時候則會比較低。政府該在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不是我們這裡要探討的課題，但有個原則很關鍵：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功能」，其「價值」遠高於那些可有可無的「附加功能」──例如，花在警察、法院以及軍隊（擔負保家衛國責任）的一塊錢，會比花在假都市更新之名、在某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整修倉庫的一塊錢，要來得有價值；拿來救助真正貧苦人家的一塊錢，也會比把福利嘉惠到窮、但沒那麼窮的人身上，更來得有價值。以此類推。
然而，回到國家財政收支上，一旦我們開始動手計算國民所得，不管錢花在哪裡，一塊錢就是一塊錢。我們的計算方式意味著，無論政府的規模多大，施政的品質、重要性與效率，都是維持不變的。
長期而言，我們花在政府身上的錢當中，會有越來越高的比率，是花在可有可無的事情上，而不是必要的功能上。換個方式來說，就是政府這些可有可無「附加功能」（就算是好的）的邊際效用，都會隨著政府的規模越大而呈現遞減。這麼說，並不是否定政府的價值，只是說明一個基本常識。
因此，當我們透過政府多花一塊錢，平均而言，會比我們所花的一塊錢要來得沒價值。政府，越是邊緣性的功能，生產力越低，但我們在統計國民所得時，還是把政府所花的每一塊錢都一視同仁。我們把花在蓋高速公路的每一塊錢──無論是拿來蓋連結大城市的重要路段，或是延長到偏遠地區的路段──都視為是等值的。
拿我們花在買蘋果的錢來做比較吧。就像剛才舉的政府例子，我們原本買的蘋果，會比後來多買的，能為我們帶來更高的價值。我們所買的第一包蘋果，能讓我們解饞，或是讓我們為一場重要聚會烘焙出一個蘋果派。但當滿足了基本需求之後，多出來的蘋果就沒那麼重要了。
但這裡有一點不同：當一個國家產出的蘋果越多，價格也會隨之下跌。這一來，蘋果為我們所帶來的價值，就會反映在價格上，因此在統計時，我們就不會高估整體蘋果的產值。由於這裡我們是用「價格」──而不是「成本」──來計算價值，因此不會出現每一顆蘋果都等值的問題。如果一批蘋果乏人問津，市場價格就會真實反映它們應有的價值。
問題是，在政府支出上，我們仍然是以「成本」來計算，無法用自由競爭市場的原則，來賦予應有的價值。
要更準確地理解我們國家經濟的表現，就要謹記以下這條關於競爭力的基本前提：
當一個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越龐大，所公布的經濟成長率數據──相對於實際生活水準的提升程度──誇大的程度也越高。
@c:永遠永遠，只算金額，不管價值
無論你是不是大政府主義者，都無法否認這個事實。
在統計經濟成長率時，我們必須關心的事情之一是：今天的政府，比昨天進步多少？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有效產出」（原：有價值產出）的改善程度，而不是絕對的產出金額增加了多少。就算你對於我們政府的表現滿意得不得了，也都得承認：政府不斷延伸出來的功能，所創造的價值──平均來說──還是不如那些核心功能。
還有，這裡所說的政府規模，不是指「政府占總體經濟比重」，因為在這種定義下，包含了許多經費移轉、福利支出等等，這類支出通常只是把錢從一個人名下，轉到另一個人名下而已。比較能正確顯示政府規模大小的計算方式，其實是看「政府支出」的金額──也就是政府在做哪些事情。在美國，這個數字通常介於GDP的一五％至二○％之間。
而一旦政府支出的絕對金額增加（通常就是如此），也意味著，政府所提供的價值，比統計上所顯示的要來得少。
我們可以推演出這樣的結論：
當政府支出占總體經濟的比率越高，我們越難判讀總體經濟的表現與生活水準提升的實際情況。
如果我們回到創新的顛峰期──也就是惠普納所說的十九世紀中期到末期──當時各層級政府的支出，大約只占美國GDP的五％。當時的GDP統計，大都是像我們今天估算蘋果市場的方式，有人或許認為，這顯示政府做得太少了，但重點不在這裡。重點是：要有市場交易，我們才比較容易估算出價值。在市場上，再大的泡沫也有爆破的一天；但在政府支出上，卻只會年復一年的增加，而且永遠永遠只算金額、不管價值。
你有沒有好奇過，為什麼很多開發中國家──當然是指那些很成功的──全是靠著外銷產品而富裕起來的？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部市場，讓產品能展現應有的價值。如果你能成功外銷，通常不是因為你有特權、有關係、搞行賄、賣假貨，而是因為有跟你國家八竿子打不著關係、也不關心你的什麼福利的人，願意掏錢買你的東西。
努力外銷，意味著讓你的產品天天接受價值檢驗。如果你能順利通過檢驗，代表著會有好結果發生。東亞的成功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與新加坡，都深諳箇中道理。市場，是一個衡量經濟價值很好的指標，當我們離市場的檢驗越遠，我們就越難知道自己的生產力到底好不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醫療──一個同樣沒受到市場價值檢驗的產業。
@c:醫療花費高，不等於人民比較健康
看醫生，應該不會有人是為了去欣賞醫生的辦公室美不美，去吃吃看藥物味道好不好，或是純粹坐在候診室裡打發時間。相反的，很多人怕死了看醫生。我們去看醫生，是因為我們希望醫生能讓我們更健康。
然而，醫生們也不像前面談到的蘋果，他們不必面對同樣的市場檢驗。
一顆蘋果好不好吃，我們咬一口當下就知道。如果買到爛蘋果，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再去某家水果店，或是不買某個牌子。但相反的，一個醫生是否高明，我們往往不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得在很久以後才會知道。
換言之，醫生們接受市場檢驗的，在於他們能否給我們帶來希望，以及能不能讓我們覺得受到照顧，而不在於他們是否真的能讓我們更健康。但「感覺有希望」，實在很難算得上是什麼有效的檢驗標準，「希望」本來就不是什麼理性的東西。
醫療產業沒有受到正確的市場檢驗，還有一個原因：普遍存在的「第三方」──不是來自政府，就是來自保險公司──付款制度。大部分的醫療費用，通常都不是由病人自己──也就是選擇醫院或選擇醫療方式的人──來支付。光是這一點，就能讓藥品大大地遠離市場的檢驗。
你或許會認為，醫療產業本來就該如此。但這也意味著，很多花在醫療上的錢，其實花得毫無意義。你或許也會以為，保險公司會嚴格檢視付款內容，確保這些錢會花在好醫生與好醫療上面。但因為種種原因，保險公司根本很難這麼做（例如他們有時候會指控大醫院，擁有不合理的獨占權），也讓這個產業很難受到市場檢驗。
假如把數據攤在面前，這些數據將告訴我們什麼答案？
美國花在醫療服務上的錢，在GDP的占比遠高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今天，這個數字大約是一七％。但比起其他富裕的國家，美國醫療服務的表現，卻沒有好到哪兒去。底下是一個比較表：
你可以隨便挑個國家。拿英國來說──醫療產業同樣是世界上最不市場導向的國家，大部分的醫療服務都是由政府與保險買單──花在醫療上的錢比美國少得多，但平均壽命、整體醫療滿意度，都不比美國差。大體來說，一個在醫療上花得多的國家，並不等於人民就比較健康──至少就數字上來看是如此。
問題是：在美國，醫療是成長最快的產業。
塞浦路斯、法屬瓜德羅普島（Guadaloupe）與希臘，這些地區的人，平均壽命都比美國人高；他們平均每人花在醫療上的錢，也遠低於美國。難道這是因為塞浦路斯的醫院太好了？還是因為希臘人的醫療科技很讚？都不是。而是這些地區的人吃得比較健康，有較好的運動習慣，搞不好還有其他神奇的原因。但無論他們還缺什麼樣的醫療新科技，這些地區所展現的醫療成果都不算太差
相較於這些國家或地區，美國擁有的條件實在好太多了。我們有比較好的醫院，有更專業的醫療方法，有更多種類的藥物。在這裡，你會有更多「有希望」的感覺，起死回生的機率也大得多。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沒有活得比別人長命。
其他證據也指向同樣的結論：醫療生產力的正確數據，並不容易取得。許多嚴謹的研究都質疑，花這麼多錢在醫療保健上，究竟創造了多少價值？用嚴謹的統計學方法，我們是無法從全美五十個州在醫療保健上的累積支出中，去推估出醫療產值的。此外，一旦我們把所得、教育、飲食、抽菸與藥物使用習慣等因素納入分析，更無從得知到底醫療支出的多寡，能為平均壽命帶來多少影響。
知名的研究機構蘭德智庫（RAND Corporation）在一九七○年代的一項研究中，讓數千名美國人享有百分之百的全額免費醫療照護，條件是必須部分負擔醫療保險的共付額。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人，享有免費醫療的人使用醫療服務的頻率，多了約二五％至三○％。然而，除了最最貧窮的族群之外，免費醫療並沒有讓其他人更健康。而最貧窮族群之所以變得更健康，則是受到醫療之外其他很多因素的影響。
以接受醫療手術為例，沒有醫療險的病人，整體而言，術後的健康狀態比那些有保險的人要來得好。你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這樣的結果，但這正是我們要質疑更高醫療支出是否值得的理由。
@c:切片麵包問世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別傻了
大衛．卡特勒（David Cutler）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也是醫療經濟學領域的頂尖專家。不久前，他針對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之間的美國經濟生產力進行研究。根據他的統計，這段期間的平均生產力，每年增加二．四％。那麼，其中醫療生產力的表現又如何呢？答案是：些微的負成長。這至少告訴我們，要正確理解醫療生產力的數據，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點出以上這些，目的並不是要妖魔化醫療產業，不是要抨擊那些醫療機構，也不是要你別再去看醫生。問題，可能出在醫生身上，可能出在病人身上，可能出在政府身上，也可能出在保險公司身上。但或許，有問題的是統計數據；也或許，問題就出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或者相反的，你可能會認為所有這些新的醫療保障，是打從切片土司問世以來最棒的發明。
而「或許」這兩個字，正是這裡的關鍵詞。我們的醫療產業，並不特別值得被信賴。對於目前我們用來評估醫療產值的方法，老實說我沒什麼信心。該怎麼做，或不該怎麼做，我們其實並不很清楚。假如有更多錢可花，要把錢花在哪裡比較好，我們也不甚清楚。不管問題出在哪，對於醫療支出的品質與實際價值，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知道答案。
讓我們換個方式，進一步來了解這個問題：
有些醫療有效，有些則沒效。
關於這一點，我們都會同意。在沒效的醫療上，我們往往花更多錢，換來非常有限的回報；而在那些還算有效的醫療上，大部分──我們可以這麼說──的好處與支出都落到年長者身上。我們之所以如此花錢，其中一種可能是，希望當我們自己老的時候，至少能更長壽，活得更舒適，有更棒的病床、更多好醫生，以及更多好用的止痛藥。當然，最後我們很可能發現，花這些錢是值得的，畢竟死前的痛苦是令人相當畏懼的。
然而，即便我們大多數人都這麼想，「垂得低低的果子」──現代醫療的科技躍進──也不復見了。我們人生中的大半時間，都看不到太多這樣的果子，在此同時，我們必須不斷花更多錢在醫療上。也許，等到某人──例如張三──八十一歲迫切需要止痛藥時，「垂得低低的果子」會再度冒出，但依照張三今天的生活模式，張三今天的所得，張三對未來可能性的理解，以及張三對政治的失望，今天的張三還是享受不到什麼可口的果實。相反的，比起過去科技大躍進的時代──例如一八九○年──這樣的甜美果實可是從老人到小孩，天天都能享受到的。
增加醫療支出的好處都讓老人享用，當然未必是不對的。但其他大部分人之所以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主要是因為大家並不覺得醫療產業的快速成長，為自己此刻的生活帶來明顯改善──就像當年電力、汽車所帶來的大改變那樣。這也提供了我們解讀當前美國經濟的另一個角度：今天醫療支出增加所帶來的好處，我們恐怕要等到很遙遠的未來才能享受到。
回來談談相關的統計。有評論認為，對於中位數所得的統計中，並不包含職場福利改善所帶來的好處。而如果我們能將這些福利加進來，長期所得的數字會比較好看些──至於好看多少，很難說，因為這些「福利」的統計，並沒算出中位值。
但不妨以今天的角度，想想所謂的「福利」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這些福利的改善，大部分是來自醫療保險支出的增加。換言之，福利之所以改善，是因為我們花更多錢在醫療上。那麼，究竟這些福利創造了多少價值？還有，我們所增加的醫療支出，又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回報？這，又讓我們回到「花在醫療上的錢，究竟值不值得」的問題上了。
@c:今天的教育品質，有比過去好嗎？
今天，教育支出約占美國GDP的六％。但我們所增加的教育投資，帶來多少報酬呢？現在的美國學生在念完十二年基本教育之後，有比過去的孩子更優秀嗎？
很難說。讓我們先來看看二○○九年的「國家教育發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想要回答這類問題，人們通常都說要看這份資料。在這份總共五十六頁的報告中，我在第一頁看到這麼一段話：「十七歲美國人的閱讀能力，與一九七一年時並沒有顯著差異。」同一頁上，再往下讀，另一段寫著：「十七歲美國人的數學能力，與一九七三年時並沒有顯著差異。」
你可以用統計學，翻來覆去用不同角度檢視這些數據，但其實只要用眼睛，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孩子們在這些測驗上的表現，一直沒什麼進步──而且已經有長達數十年時間都是如此。
別忘了，根據所謂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每一個世代的智力測驗得分，應該都會比上一代來得高。因此，如果我們在比較抽象的智力測驗的得分越來越高，但在學業上的成績卻沒有什麼長進，也許這就意味著，學校的生產力不斷下滑──即便我們花了更多錢在教育上頭。
或者，我們也可以來看看數學成績。美國是個比較富裕、也比較聰明的國家，我們的科技更仰賴數學，家中每一台電腦也都是建基於數學之上。你也許會想，數學程度的提升，或數學成績的改善，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你也許還會認為，數學這門學科幾十年來沒有什麼大變化，因此會有更多更好的教學方法，把過去的舊方法淘汰掉。但從整體來看，這些想法似乎都不成立。我們必須正視的，是整體教育生產力正在衰退的可能性。
在美國，能順利念完高中的人，比率正在降低。如果你仔細分析數據，就會發現美國高中生的畢業率在一九六○年代創下高峰──大約八○％；而今天的實際數字，遠遠低於官方預估的八八％。過去三十五年來，一般家庭與弱勢家庭的孩子畢業率差距，也始終沒有拉近過。再加上，高中每年所發出的新證書中，有大約兩成，都只是學力考試的及格證書；在求職市場上，這些人都只會被列為「非高中畢業」，而不是高中畢業生。從以上種種數據，我看不出教育體系的生產力，有什麼提升的跡象。
那麼，過去四十年來，我們花在教育上的錢又有什麼變化呢？答案是：增加了很多！儘管從一九七○年代初期以來，成績一直沒有起色，但是經通膨調整後，我們花在每位學生身上的錢，卻多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我們花在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支出是五五九三美元，到了二○○六至二○○七年，這個數目已經暴增到一二四六三美元。既然花的錢增加了這麼多，你應該會期待教育品質有更大幅、更明顯的提升才對。
@c:花了大錢，卻沒有改善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跟國際比一比。
美國教育支出在總體經濟的占比，一直都遠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值；與各國比起來，也僅次於冰島。然而從成績來看──至少在高三程度上──我們並沒有比別的國家優異，包括我們的鄰國加拿大。
也許，我們的進步沒有呈現在成績上，而是在其他方面；也許，現在有了更多好玩的新足球隊，家長與老師的合作更緊密了，而學校也有了更多新穎的電腦室。這些都毫無疑問，我聽過也讀過很多這些方面的進展，我女兒念的高中裡，現在有很多設備就是我小時候壓根沒見過的。但問題是：這些玩意兒實際上到底創造了多少額外的價值？沒有人知道。
那些針對十二年基礎教育所做的學術研究報告，都告訴我們花在美國公立學校經費的多寡，與學校所達到的教育品質高低，沒有任何「一眼就能看出來」的相關性。但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套用各種統計方法、更細部分析數據後，主張高等教育的投資是值得的。
解讀這兩種衝突觀點的一種方式，就是相信我們如果把錢花在對的刀口上，就能帶來好結果。但有多少錢真的是這樣花的呢？如果我們想知道的，是自己究竟「過得如何」，我們要看的，可不是什麼「經統計方法修正後」的教育成果，而是最終的真正表現。而我們的表現──再一次的──只是平平而已。
我們花在教育上的錢，當中有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跟花在買蘋果的錢不同，我們的教育支出並沒有接受市場的嚴格檢驗。
比起十二年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領域就有競爭性多了。因為高中畢業以後，你通常不會只挑選住家附近的學校來讀。有這麼多國外學生想要來美國念書──假如能取得簽證的話──也讓我很感動。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並沒有改變十二年基礎教育的問題，也不得不讓人大大質疑我們在教育上的生產力。
我們年復一年，花在基礎教育上的錢越來越多，卻──有長達好幾十年──始終不知道成果究竟如何，這一點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就像買電腦，你能想像同樣的事情發生──一直花錢，卻不知道電腦有沒有比較好用──嗎？還有上館子、買衣服、買車子，你也會這樣嗎？
我認為不會。在經濟裡的其他領域，如果我們花了一大筆錢，通常會得到比較好的東西。把小孩送到私立學校，你或許能讓他受到較好品質的教育；但是在公立學校，錢就算花得更多，卻不見得能改變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有太多理由，對現有教育體系的生產力感到憂心。而這個體系，今天在我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
@c:我們經濟的未來，你開始擔心了嗎？
讓我們總結一下以上的討論。政府的消費支出、教育上的支出與醫療上的支出之間，的確有部分是重疊的，但整體算下來，即使扣除了重疊的部分，還是占了我們GDP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它們也是我們經濟裡頭支出成長最快的三個領域，而其中至少有兩個（即醫療與教育），照理來說也應該是最活躍的領域。然而，要正確理解這三個領域所創造的價值，卻是格外困難；想要讓它們更健全、看見它們的改善，更是難上加難。在我看來，這也是三個高度被政府扭曲的領域。
我們很可能都低估了這三個領域的表現，也高估了它們帶來的成果，而使得我們花了冤枉錢。換言之，實際上我們很可能過得比那些數據──關於生產力與國民所得的統計──所顯示的要來得糟糕。至少可以說，我們不知道自己花了這麼多錢之後，到底成就了什麼結果。這，滿恐怖的──我們經濟的未來，居然是寄望於這樣的產業之上。
讀到這裡，你開始擔心了嗎？
關於這個議題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位經濟學家是前面提到的麥可．曼德爾。曼德爾經營一家新聞與教育的媒體公司，叫做Visible Economy LLC。曾經擔任美國《商業週刊》專欄作家的曼德爾，對於我們近年來的創新品質，提出過許多質疑；對於統計數據所顯示的生產力提升，他也提出挑戰。
其他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諾瑞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與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度更高、得過獎的評論者，也經常探討總體經濟與發展問題。大家可從他們那裡聽到或讀到像是「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s）、「貨幣危機」（currency crisis）與「非洲的未來」等分析。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科學、科技以及「科技高原」形成的歷史背景。
彼得．希爾（Peter Thiel）是全球跨國線上交易支付平台PayPal的共同創辦人，也是Facebook最早的股東之一（電影《社群網戰》〔Social Network〕裡頭有他的角色，只是不怎麼正面就是了）。針對創新速度的減緩與生產力降低這件事，他早就提出警告。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他直截了當地說：「科技已經不行了，但是人們拒絕相信……從製藥、機器人、人工智慧到奈米科技，這些領域的進展速度，遠比人們所想像的慢。問題是：為什麼？」
他還沒有把他的想法寫出來，但對於我們的現代經濟，他的看法一針見血。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喬治梅森大學，並主持該校知名智庫Mercatus Center。《彭博商業週刊》稱他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選他為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大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