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籍政治學泰斗法蘭西斯福山將於本週訪台，發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專題演講。現年64歲的他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歷史的終結？》中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震撼學界，有些人毫不留情地批評他「譁眾取寵」。然而，僅僅幾個月內，柏林圍牆倒塌，西方國家皆沈浸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中，福山也被推崇為「歷史預言家」，聲名大噪。
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是第二代日裔移民，祖父在日俄戰爭爆發時移民美國，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曾因為日裔身份遭到美國政府關押。他的母親出身京都，是二戰後首批移民到美國的日本人，之後於芝加哥大學任教，父親則是一位基督教牧師。福山曾說過，認同對他而言從來不是問題，他認為自己是道地的美國人。2002年《衛報》曾寫道，身在日本家庭中，但福山不會說日語，卻精通古希臘語、法語，以及其它歐洲語言。
目前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的福山，畢業於康乃爾大學，並在哈佛大學取得政治博士學位，師承政治學巨擘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被認為是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兩大預言，相較於福山對民主制度的樂觀，杭廷頓則在文中悲觀預測，美蘇競爭的結束將帶來新一波的文明衝突與仇恨。
在政治上，福山早期被視為是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他在《歷史的終結？》中鼓吹的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亦是新保守主義運動之基石。自雷根時期，福山便是白宮的重要智囊，並曾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然而他卻又反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自此與新保守主義割袍斷義，往後，他將重心放在研究「國家建制」，也不再稱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為歷史的終結。
從「歷史的終結」到「政治秩序的起源」——論政治體制的成敗
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開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制的影響，他在2004年出版的《強國論》（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制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
他在2011年及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及《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綜合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跨學科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球政治發展史，檢討成功發展政治秩序的因素，分析為何導致政治衰敗。
2015年福山在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時指出，他在撰寫《歷史的終結》時並未仔細考慮過政治衰敗，「我一開始沒有就國家能力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經過多年，他更清楚意識到許多製度發展非常偶然且出乎意料。
福山談中國：有限法治、缺乏民主，是中國目前的問題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指出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相較於1989年對民主自由體制的信心，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國力和繁榮是政治體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此時國際上正巧有個非民主、憑藉經濟實力快速崛起的強國—中國。
對此，福山解釋，他的學說並不是要推崇中國，而是在強調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必須達成平衡。他說，國家是一個權力的壟斷，就是國家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遭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等。
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透明的製度，適用於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換言之，如果總統或總理可以隨意改變這個制度，那就不能被稱為法治，因此法治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權力的限制。
最後，則是民主問責，世界各國通常是透過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程序來定義民主，這些程序的重點，就是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只反映統治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這三者不能只是具有其中之一。而中國現在的狀況則是，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但僅有有限的法治、缺乏民主，就可能產生「昏君」、「暴君」，這也是目前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