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古巴醫生享有榮譽和尊敬，但在這一外表的後面卻是一個悲哀的現實：在本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生活貧困。
古巴，晚上9時，到處響起掌聲。就像在眾多遭受大瘟疫重創的國家一樣，人們向戰鬥在抗擊Covid-19新冠病毒前線的醫護人員們表達敬意。然而，古巴醫護人員們不僅承受著被病毒傳染的危險，而且，醫院破敗、工資低下。
數十年來，古巴醫療衛生體系被官方宣傳機器吹到了天上，並由此在國際上幾乎成了一個神話。全民免費醫療服務被吹噓為革命的最大成就之一，並仍被許多人視為榜樣。然而，古巴人對醫院條件惡劣的不滿在增加：從床上用品到飲食，所有的東西病人都須自備。
應付危機高手
眼下，古巴衛生體系也受到了考驗：新冠病毒在全國傳播。根據官方提供的數字，已有186人被確診感染，6人已經死亡。由於古巴醫生受過如何應對不測情況以及如何利用有限資源的訓練，現在，他們擁有特別有用的本事：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應對危機高手。
資源有限卻能幹大事的這種能力是古巴醫生們的一大強項。過去幾天，他們飛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多個國家。該國衛生部稱，已有40多個國家提出申請，希望得到古巴醫護人員的幫助。毋庸置疑，這當然是這些國家的一個明智決定，因為，它們將在情況緊急時得到有經驗的大夫。
然而，古巴政府和申請國之間的協議所附的規定也值得人們關注：根據這些規定，古巴醫生們會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而當事國所付的薪資中只有很小部分成為醫生們自己的收入。古巴大夫們冒著風險勤勉工作，但最大的受惠者乃是政府。對一醫療使命的收入絕大部分去了哪裡，哈瓦那政府並不透明。
雖然官方宣稱，這筆錢將用於改善國家衛生設施和服務，但並無相關證據。因此，這筆錢既可能用於拯救人的生命，也可能用以維持國家鎮壓機器。
意識形態高層建築
Cuba started exporting doctors out of a mix of humanitarianism and a desire for good publicity. The practice has become vital to its economy https://t.co/vU5KoXgIQq
— The Economist (@TheEconomist) April 5, 2020
還有，醫生們還得接受，自己的工作被意識形態化：只消看一眼古巴大夫們在出發前站在卡斯楚畫像旁所拍的照片，就能明白，他們被古巴政府用作了宣傳工具。哈瓦那當局要從大瘟疫中撈取意識形態上的好處，並傳播這樣的觀點：威權式規定雖限制自由，卻能拯救生命。
不過，隨著其中一名醫生決定不再返回祖國，官方的宣傳窘相畢露，「國家英雄」立馬成了「逃兵」。誰若在使命結束後不返國，誰就8年不得入境看望家人。此外，當事人無權拿到在海外所掙的錢，所有的錢均只能匯入古巴的銀行帳號。
得到國內得不到的商品
很多人不禁會問，那他們為啥還要參與這樣的有生命危險、掙錢極少的使命呢？除助人這一動機外，還有更多的原因：在如此艱難的日常生活中，逃離這個監獄式的島嶼猶如一次自由的呼吸。身在海外，雖進入了一個緊急境遇中，卻能得到國內無法得到到服務和商品，從而可把商品帶回國，改善自己的和家人的生活境況。
若干年前，我遇到過一名瘟疫學專家和大學教授，她曾參與在委內瑞拉的醫助使命，原因是，只有這樣，才能掙到翻新自家住宅屋頂的錢。我還聽說了一名神經外科大夫和一名腎臟病學專家的故事。 這位外科大夫做腦顱手術，卻沒吃早餐，因為，他的薪水還不夠買一杯牛奶；那名腎臟病專家請求病人給他買一塊甜點，以能讓自己全天堅持下來。
生活貧困
雖說醫療人員的月收入在古巴國內屬於最高的，卻只相當於70美元（約合新台幣2100元）。而在這個國家，一升植物油售價約2.5美元；在國有商店，一升牛奶售價超過1.5美元。在古巴，醫生們實際上生活在貧困之中。
所有這些，以及其它更多的因素促使他們作出決定，登上飛機，在古巴以外的地方提供醫療服務——即使因此會冒生命危險，並知道政府會拿走他們收入的絕大部分。
Over the past 50 years,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135,000 and 400,000 Cuban doctors have been sent abroad. https://t.co/hXmGwW1wgL
— Al Jazeera English (@AJEnglish) March 31, 2020
為這些了不起的人鼓掌
他們這麼做，也是因為他們熱愛自己的職業，因為他們和這個地球上的所有醫生一樣，是了不起的人，而不是因為他們認可某種意識形態，或因為他們屬於某個政黨。醫生們是當代的英雄，而這絕不是不是因為官方宣傳有此說法。
今晚9點一到，我會在陽台上為他們熱情鼓掌。這是對他們的工作的感謝，但絕不是對強使他們貧窮、履行政治責任的那個制度的歡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