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科技浪潮的摧枯拉朽之下，舊體制正在崩毀，新秩序不斷湧現。在眾多行業中最受衝擊的，就是新聞傳播業。尤其在進入了移動互聯網與社群分眾媒體的時代後，媒體商業模式崩解的幅度更為驚人。往往在新舊尚未完全交替之前，原來被認為是新的已經陳舊。既有對手仍在苟延殘喘，新興對手挟著巨大的科技與資本優勢跨界競爭。如此高度不穩定的迭代模式，加速了典範轉移，甚至讓典範都可能只是過眼浮雲。這是傳媒業的亂紀元。
亂紀元的肇始，主因是資訊科技的進展導致人類存取與傳播資訊行為的根本改變；更深層的動力，其實是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肆虐的後工業化世界中，人類因為政經秩序的巨變所產生的疑懼、對重建認同秩序與安全感的想望、以及野心家與資本家利用互聯網科技建構各類「部落化」資訊同溫層以極大化政治與商業利益的種種行動。在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白天不懂夜的黑」的亂紀元中，信任崩解，每個人都成為懷疑論者，客觀真實被迫讓位給主觀認知，譁眾取寵比理性思辨更受歡迎，語意修辭的辯論可以無限上綱成意識形態鬥爭，共同體的邊界在幻滅與動員中不斷伸縮演變。
語言不僅是溝通經驗的工具，實際上也在定義經驗。人類並非僅是活在客觀世界，更是身不由己地活在個別語言當中。「現實世界」極大部分是無意識地建立在群體的語言習慣上。同一個社會現實，用兩種語言表達，結果不可能完全相同。不同的社會所營造的世界，截然不同。即使實際上是同一世界，由於所貼的標籤不同，也會成為兩個世界。互聯網科技的演進，讓人類建構的世界可以在虛擬的數位空間多維展開，高興就抱團，不爽就拉黑，毋需深層理解，遑論表面尊重。正如Harold Isaacs在《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一書中指出：
「人類的科技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人類的傳播系統越來越普及化，對於該傳播哪些東西卻知道得越來越少；人類離其他的行星越來越近，對自己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越來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類越來越得不到尊嚴，卻越來越趨於分裂。面對世界資源與權力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
語言習慣可以變遷，對世界的主觀認知或許不同，但無論社會可以裂解到多碎，黨同伐異的程度可以多慘烈，物理定律與數學邏輯仍然是難以撼動的約束條件。對在高度競爭壓力下必須明快決策的企業與政府，以及在信息爆炸之中需要選擇的個人而言，媒體亂紀元中氾濫的「後真相」與「假新聞」所造成的偏頗、混淆與不確定，是必須管理的資安風險。系統愈複雜，風險就不只是外生於系統，而是原生於內部流程與架構之中。
發源於工業時代的大眾媒體，編採標準或許仍有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專業，但組織管理上卻可能高度不適應互聯網時代的資訊傳遞模式。事件一旦發生，無需等待前線傳遞到編輯台，可能早已在網絡上轉發千次，新聞報導之時早已成舊聞；用戶獲取資訊的渠道多元碎片化，讓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得透過壟斷與控制場景入口影響用戶；透過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驅動的新聞呈現方式，讓用戶逐漸習於偏聽，同儕間的相互催化與自我審查，有可能在極端情境下讓用戶沈浸在成見構築的同溫層中拒絕溝通，將不符合主觀認知的事實詮釋打為「假新聞」；政治野心家藉由操縱群眾心理，攻擊敵對陣營媒體的公信力，僱用公關公司透過各種渠道，製造為特定人物、商品、企業、政策造勢護航的宣傳。透過各種線上社群、聊天室與即時新聞平台灌水洗版搞烏賊戰術、在維基百科撰寫假內容、付錢給網絡五毛黨「為民喉舌」，甚至透過軟體工程炮製出符合實名制要求的假身份，持續向特定或不特定族群心戰喊話。
媒體作為信息傳播平台，事實報導應該客觀，但情勢研判不可能沒有立場。假設數據的判讀沒有受到業界相關利益人士或明或暗的影響，顯然把人性看得好傻好天真。生產觀點的目標是協助決策，而決策優劣的判斷標準若與利潤掛勾，那麼「客觀」與「主觀」就可能僅有修辭學上的意義。新聞與情報求真求實的專業期許，如果讓位給壟斷數據與渠道的上中下游產銷體系的媒體平台，可能催生另一種系統性風險。這是一把威脅所有內容與平台經營者、投資者與消費者頭上的懸劍。買媒體是為了影響輿論、形成有利於己的政策與共識，但若是過度濫用媒體平台，反而摧毀了媒體資產的價值。亂紀元的傳媒困境，是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資訊戰陣地。憲政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是否有機會反制？新聞傳媒應該如何革新，方能在困頓的經營環境中避免墜落？透過分析情報機構此一特殊傳播媒體暨內容生產平台的機制，或許可以為身處傳媒亂紀元中的個人與企業借鑑 。
情報機構存在的本質意義，是降低衝突對抗中的不確定性，爭取我方更有利的戰略優勢與行動自由。衝突對抗可以是軍事的、政治的、商業的；參與衝突可能是兩方，也可能是多方。不論是軍事競爭或商務談判，情報都是從龐雜的信息中提煉出有價值的資訊，以利決策者作出準確可靠的判斷及採取行動，既是藝術也是科學。好的情報分析員固然要熟稔假設建模與驗證預測等科學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想像力、用對的方法問對問題、與克服認知謬誤的能耐。人類傾向把現狀當成常態，並且慣性外推未來趨勢，結果往往大錯。一位在1950年退休的英國情報官員曾說，在他四十七年服役的歲月裡，年復一年，各種關於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預測報告，不斷在他桌上出現；年復一年，他總是認為那些報告聳人聽聞。他只錯了兩次。就算這位情報老鳥能夠跳脫框架思考，考慮當時英國政府層峰心態，也不見得能揚棄成見積極備戰。決策者無法正確理解情報，或是面對正確情報卻無法果斷行動，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歷史上屢見不鮮。
任何情報搜集與研判都有目標。與市場研究或新聞採訪不同之處在於，當關於目標的資訊不足時，情報員可以採取一系列更具侵入性的手段來獲取資訊，舉凡電話竊聽、衛星遙測、秘密跟監、駭客滲透等等；反之，一般情況下的分析師與研究員也毋需把應付欺瞞、詭詐與隱匿資訊視為例行公事。老練的情報員都知道，只要有你想看的資訊，肯定有人會讓你看不到，或是故意誤導你看某些資訊。因此要提升情報研判的技能，必須掌握反情報的闇黑心訣。
傳統上搞反情報，都是從防禦的角度出發：保密防諜，堅壁清野。更具未來性的反情報，是從攻擊的角度出發：深度分析對手的情報偵蒐研判機制後建立預測模型，並針對其決策行為中的各項環節的弱點進行知覺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以利誘導對手誤判局勢，陷入戰略與戰術上的被動而渾然不覺。孫子兵法《用間》有云：「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正是這個道理。
在資訊超限戰的時代，情報機構都需要充分認知到，能針對偵蒐或反制的目標建模，就有可能駭入其決策行為的弱點予以擊潰甚至操控。任何偵蒐研判的目標都不僅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系統。要有效打擊一個網絡，自己必須也是一個有效的網絡。而這正是許多身處網絡時代，卻仍然沿襲傳統決策流程的情報機構最大的盲點。知名情報專家Robert Clark在其著作《Intelligence Analysis: A Target-Centric Approach》中，指出了傳統情報機構的弱點，如下圖：
傳統情報流程是一個生產線式的產銷結構。客戶有需求，情報部門接單後企劃，偵蒐相關資訊後開始提煉處理，形成分析研判的產品，分送給客戶使用後結案。這個行之有年的流程邏輯謹嚴，但有著致命弱點：前一個環節如果出錯，後一個環節不一定能察覺，環節與環節之間專業分工，卻容易因為部門之間的官僚本位而無法協作；用戶在流程中被視為消費者，情報被視為產品，然而用戶真實的需求，流程中人不一定明白，且可能受個別保密規定與流程中的雜訊而逐漸失真，導致最後的情報產品不一定合用，用戶也不知道怎麼用，或是情報機構為了彰顯存在感與爭取更多預算，大量生產根本與用戶最緊迫的問題無關的產品，浪費資源。而因為這種體系缺乏彈性，不僅無法因應變局快速反應，還可能會讓「官大錶準」的決策者主觀意志凌駕於專業判斷之上。反情報界都明白，如果對手的組織是金字塔科層架構，最高決策者又是獨裁風格，聖明燭照，師心自用，只要對準法老王的脾胃，餵食符合他主觀認知的情資，就有機會操縱決策，勝敵而益強。
更符合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時代的情報流程，是一個用戶與情報機構針對特定目標的分析研判進行協作的網絡。在這個網絡化的體系當中，資料來源是多方面的，用戶針對目標提出問題，情報機構必須先針對時局形成假設，建立模型，然後依靠數據迅速分析後即時反饋，與用戶深度互動之後，修正偵蒐方向、分析框架與策略建議，爭取以最高效率形成判斷，採取行動。與傳統生產線式的情報流程相比，網絡式架構充分認識到，目標不是存在於實驗室中，而是活生生的、不斷變動的有機體。用戶、目標、與情報機構之間既獨立又依存，必須以大局觀點，通盤考量，方能更全面地形成有意義的情報。
信息論的祖師爺Claude Shannon曾說：所有通信系統的工程問題都可以劃分成三個層次的子問題：
（一）技術性（technical problem）：如何準確無誤的傳送與接收信息；
（二）語義性（semantic problem）：如何讓接收者準確理解傳送的內容；
（三）有效性（effective problem）：如何令接收者在理解後準確依內容動作。
Shannon 所給出的定性描述雖然只針對電機工程研究的通信系統，但若將其內容一般化，則舉凡人類一切溝通互動的行為，都可以被認定為廣義的通信系統，同樣可透過這三個層次的架構來理解與分析。依此框架推想，網絡式情報組織發展到極致，有可能演化成一個綿密如神經元網絡般的複雜結構。節點之間透過一系列特殊協定交換資源，任何節點都能擔當起偵蒐、分析、傳播與決策的角色，促進有效的行動。這種多中心化的結構沒有定型，遭受對手反情報干擾時更有韌性，較單中心化架構更有彈性，較能因應變化。然而多中心化架構絕非完美。情報網絡中的節點不論是人類還是程式，都必然有漏洞。倘使足夠多的節點被顛覆，或是遭對手用某種病毒式攻擊時，仍可能陷入混亂。正因如此，連結個別節點的通訊協定，以及在網絡中關鍵節點的安全穩健與可替換性，是必須捍衛的核心基礎建設。
借鑑情報機構的兩種模式，可以看出一般意義下的傳媒機構，面臨著三大矛盾：
（1）傳媒擁有者先天有利用傳媒鞏固話語權以影響內容消費者決策的誘因；
（2）內容消費者因懷疑傳媒擁有者的潛在利益衝突導致傳媒公信力的減損；
（3）優質可靠且有利決策的情報平台需要金融、技術與制度資本維持運作；
若把傳媒想成一個社會決定「為何某人某事在某時某地發生以及後續可能發展」的計算機通訊網絡，要維持公信力就不能太受私利影響，但成為非營利組織廉價服務社會長期無法持續發展，且不能保證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而一旦傳媒成為政經既得利益的喉舌，就不可能物質享受與道德紅利兼得。亦即，亂紀元中的傳媒面臨著三元悖論（Impossible Trinity）：「公器」、「私用」與「信任」這三者不可能同時成立：公器遭私用則無法信任，信任得私用就難成公器，公器享信任需避免私用。這與分佈式系統與區塊鏈架構所面臨的三元悖論，異曲同工。
分佈式系統的三元悖論來自於資料庫研究中的CAP定理：一個分佈式計算系統不可能同時滿足一致（Consistency）-- 所有節點都共享一份最新的相同數據副本；可存取（Availability）-- 每次存取都能得到數據，但不保證該筆數據為最新版；分區容錯（Partition Tolerance）-- 因為時限導致網絡節點之間必需在一致性與可存取性二擇一時所拋棄的任意數量的信息不會影響系統的持續運作。基於分佈式系統的區塊鏈三元悖論則是指：在數據結構、網絡治理與信息容錯這三個層次上，不可能同時滿足「高效率低能耗」、「多中心化共識」與「資訊安全不可磨滅」三大要求。這是否意味著，若把傳媒的困頓局面看作是系統換代升級的架構設計問題，是否與分佈式系統與區塊鏈的工程開發相仿，必須做出相應的權衡與妥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個設計的抉擇應該由誰來下？公民社會又該如何監督與問責？
一個可能的方向，是把傳媒的融資模式與信任基礎透過智能合約轉型成區塊鏈上的開放協定，讓公眾監督與參與協作。如同以太坊（Ethereum）發明人Vitalik Buterin所言，所謂的cryptoeconomics – 基於密碼學與博弈論的多中心化網絡中的誘因機制 – 用戶本身也是基礎建設密不可分的關鍵組成，構建網絡的社會信任啟動成本較低，資訊安全查核容錯度高，遭受單點癱瘓攻擊的機率較低，跨國境，超主權，自由開放等優點，符合一個目標導向的情報機構或新聞傳媒應該有的特徵、也值得成為構建能度過亂紀元的傳媒平台時重要的設計目標。
但光憑邏輯寫不了歷史。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區塊鏈不能判斷一個人是否胡言亂語，而只能在數理邏輯適用的場景中判別一個人是否前言不對後語。如果人民拒絕理解，選擇不寬容，再先進強大的資訊科技也無法緩解群眾「部落化」的返祖激情，無法溝通妥協的社會有可能身不由己地往極權暴政墮落，而不斷在敵對陣營鬥爭中被試圖改寫形塑的歷史，終將成為一場沒有人能醒來的惡夢。
法國社會學家勒龐（Gustav Le Bon）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書中指出：
「普遍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無歷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群眾的勢力不斷增長，愈來愈沒有制衡力量⋯⋯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毀滅，其最終結果就是對一切秩序都懷抱著極端歧異的信念，使群眾對於一切不明確觸及他們切身利益的事務，愈來愈不關心。 」
勒龐批判十九世紀歐洲政經亂紀元的喟嘆，如今成為二十一世紀傳媒亂紀元的寫照，不啻為對演化緩慢卻又自命高等的人類最大的警鐘。在科技掛帥、金融資本主義肆虐的世界裡，以無冕王自居的記者，或許遲早連國王的新衣都穿不起，但在那之前，傳媒記者不應該放棄希望。人工智能的進展或許一日千里，但我們仍然需要人類來理解脈絡與選擇行動。面對巨大的危機，人類更應該以清醒的頭腦，發出洪亮的警語，為值得捍衛的價值奮鬥不懈。這是傳媒亂紀元的世道中，堅持有為有守的新聞傳播媒體應有的覺悟與責任。
＊作者為旅居香港的金融觀察家與專業投資人，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執行長。
